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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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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想起，像GUCCI手提包這類昂貴商品，與中國女工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也很少有人想到，曾經給這類名牌包的皮料鑲過多彩油邊的中國女工彭水銀，最終會因生活困窘自殺。
東莞女工彭水銀的工作，是日復一日地為GUCCI這樣的名牌包上光擦油。但她和大多數中國女工一樣，并不知道一個皮包的價格，可能早已超過她一年的工資。
2011年5月14日，彭水銀在東莞塘廈鎮的星浩手袋廠宿舍五樓跳下，身上只揣著四張1元人民幣、一部欠費的山寨手機、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小屋鑰匙。這家工廠的業務之一是為Coach、Gucci、Diesel等國際奢侈品牌代工。
無人目睹彭水銀的死亡，只有隔壁五金廠的工人杜興鵬，聽到“嘭”的一聲悶響。這是她留給世界最后的聲音。
也沒有人知道她在死前那一刻的音容。她在自殺當天留下的最后一個身影，定格在工廠的監控錄像里，她身著斜紋紫色上衣，走出大門。時間顯示是2011年5月14日12時3分25秒。
為國際品牌代工的中國工廠里，大多數是年輕女工。像彭水銀這樣的第一代打工女，因年齡增加、精力下降，在工廠里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
被遺棄者
墜樓前的一段日子，彭水銀在星浩手袋廠里陷入了一種近乎失語的狀態。她不再使用那部二百多元的手機，只用公用電話與家人聯系，她告訴家人這是為了節省話費。她與工友的關系也跌入冰點，不在食堂吃飯，每日獨來獨往。這是因為她有嚴重的口臭，她自認為躲避人群，是減少被人鄙夷的最好方式。
44歲的年齡，也讓她在工業區那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中，顯得格格不入。
她留給工友的最后印象，也是一個孤獨的身影。女工劉軍舟回憶，5月14日早上8點，油邊組5個人包括彭水銀，被調往裁床組幫忙。分配好任務，彭水銀就獨自走到角落坐下來，低頭開始干活。
這天早晨的彭水銀，如往常一樣沒人搭理。由于無法忍受她嘴里散發的氣味，同組十多個人一年多前就不怎么和她說話。劉軍舟記得，那天上午，曾經“像頭黃牛一樣干活”的彭水銀，在那天顯得有點心不在焉。干著活，她會忽然停下來，眼睛望向窗外，卻不知在看什么。
5月14中午12時零8分，穿著紫色T恤、灰色七分褲的彭水銀，被發現死于星浩手袋廠2B宿舍樓下。她仰面向上，倒在宿舍墻角、工廠圍墻、廢棄油罐組成的狹窄空間里，鮮血滑進半米外的下水道，隨著污水流向廠外。
警方初步判定她為自殺。
彭水銀的丈夫、女兒、四個兄弟姐妹陸續趕來。家人回憶，以前一周只給家里打一次電話的彭水銀，在5月7日-12日，曾反常地每晚都用公用電話和他們聯系。
三妹彭玉玲回憶，電話里二姐彭水銀很焦灼。她說“無法再與同事相處”，“她們取笑我，看不起我，懷疑我有乙肝”。
彭水銀也在電話中提及年紀大了，擔心廠里隨時可能會裁掉她，她害怕失去工作的日子。東莞是年輕女工的天下，她沒法和她們爭。據統計，像彭水銀這樣還在城市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工目前有6046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41.6%。他們體力漸弱，就業空間漸窄，養老保險微薄。他們對未來有著和彭水銀一樣的惶恐不安。
彭水銀在電話中向家人傾訴最多的，是口臭給她帶來的麻煩。彭水銀經常捂著嘴和工友說話，口臭讓她自卑。從2010年3月開始，她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熬藥，晚上九點半熬第二服藥，直到零點才睡。草藥是在菜市場買的，她叫不出名字，聽人說“很管用”。
彭水銀以為，只要能治好口臭，就能抬起頭說話。
但現實給了她沉重一擊：口臭并未好轉，廠里開始謠傳她有乙肝，同事見面就躲著她。生性要強的彭水銀，還在買菜回家時與一名同事打起了架。兩人互相拉扯、踢打，彭水銀提著的豆角、黃瓜滾落了一地。
“為什么我不能好好做人？”5月12日晚，彭水銀在電話中哭著問三妹彭玉玲。“為什么沒察覺呢？”彭玉玲至今懊悔，“她其實是在向我求救啊……”
四弟彭澤志認為，工廠里的歧視、冷漠、對底層員工的忽視，是其跳樓的最大原因。星浩手袋廠負責人拒絕接受采訪，只向其家人表示廠方并無任何過錯。油邊組的組長楊波則說，彭水銀整天只干活，不說話，跳樓是因為“太敏感，太自尊”。
窮困生活
彭水銀的女兒詹曼認為：“媽媽去打工，是一個不得不犯的錯誤。”
彭水銀出生于湖北黃岡爐火垸村。1991年，她和詹金文結婚后，從父輩這里分到的是九千多元的債務，以及一間用樹干斜撐著的土屋。
由于無錢還債，1997年，彭水銀到東莞厚街鎮的一家繡花廠打工。那時每個月的工資是500元。2003年，她進了茶山鎮一家手袋廠，月工資漲到1000元。丈夫詹金文在附近一家紙盒廠做保安，每月800元工資。那時他們省吃儉用，目標是還債。
4年后，他們積攢了一萬多元，回家還了債，蓋了房。6年后，彭水銀進入東莞塘廈鎮的星浩手袋廠，月工資漲到近2000元；同年，她把女兒送進中專，去讀“聽起來很高級”的電子商務物流。
好日子在2010年春節戛然而止，丈夫詹金文騎車時被一輛面包車撞倒，再也提不起20斤重的米袋，也不能再做靠身體吃飯的保安。家里的欠債，又多了兩萬。
全部的家庭壓力落在了彭水銀的身上。獨力擔起一家生計，雖然工廠里有太多的歧視與冷漠，她也認為“工廠對她十分重要”。
18歲的女兒詹曼覺得母親太苦，輟學到東莞打工。彭水銀十分失落，卻沒有阻攔。母女倆一起租房住了下來。
詹曼記得，每晚11時回到出租小屋，母親會一邊煎治口臭的藥，一邊抬頭嘆氣。
有幾個深夜，詹曼被母親的哭聲驚醒。只見母親背對著她抽泣，聲音很小。她問媽媽“怎么了”，彭水銀從來不回答。母女倆沉默在黑暗里。
喝藥是種抗爭
一年多里，這對母女就像被生活滾輪所收放的風箏：每天早晨8時進廠干活，深夜返回那間10平方米的出租屋。
這間小屋月租170元，只擺得下一張1.2米的床，兩人得側身而臥。用塑料桶支上地板磚，便是桌子；兩個廉價旅行箱，一個是衣柜，一個是儲物柜。
四方擁堵中，彭水銀極力維持著僅有的尊嚴。她花了七百多塊錢買了部手機，不想讓女兒在廠里被人瞧不起。她只吃蔬菜，但每個周末都會買點肉，做女兒愛吃的芹菜炒肉。母女倆去年打工攢下6000元，有5000元為父親的傷病還債。
生活愈艱難，彭水銀的自尊心就愈敏感。2010年2月，同在東莞打工的弟弟彭澤志希望彭水銀到自己那兒住上幾天。當他提到這是因為房子“比較寬敞”，彭水銀立即就拒絕了。
彭水銀也曾打電話給五妹彭冬梅，說有一天看見餐館的剩菜，看周圍沒人就偷偷帶走了，但隨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中。她嗚咽著對五妹說：“我怎么能干這種事？”
彭水銀的性格逐漸變得敏感而怪異。工友劉軍舟回憶，剛進廠時的彭水銀精神很好，也愿意與人交往，但被很多人取笑過口臭后，她就變得封閉起來。
女兒詹曼曾很難忍受屋子里終日散發的藥味，勸媽媽別再熬藥了。彭水銀告訴她，自己忍得了藥味，但忍不了“別人的看不起”。
2011年2月，詹曼到了另一家工廠打工，與母親分居。彭水銀再次獨自生活，與外界的溝通變得更加稀少、笨拙。她繼續每天熬中藥，喝藥是她的抗爭。
彭水銀墜樓當天，警方在她的出租屋里，仍發現了一碗沒喝完的藥湯。
女工與奢侈品
在星浩手袋廠的兩年，油邊組的彭水銀，每日的工作是將皮料包裹上各種邊油，讓毛糙的皮料變得光滑。如做高檔包，則可能要多次油邊，這需要很好的耐心：上油，打磨，再上油，再打磨……
彭水銀從不知道所做的皮包有多昂貴。曾在星浩手袋廠工作的知情人士透露，這家總部位于香港的工廠，是蘋果、索尼等知名品牌的電腦包生產商，同時也為Coach、Gucci、Diesel等國際奢侈品牌代工生產價值不菲的皮包。
這些皮包會掛著數千到數萬不等的價簽，進入奢侈品專賣店，又或被某個一擲萬金的大陸富人買回中國。而彭水銀們每月工資2000元，擠在出租小屋，夢想早日返鄉，卻又深陷每日11小時的工作中無法逃離。
奢侈品牌在中國加工，早已是公開秘密。2010年，經濟觀察報等媒體 曾 報 道 ，Prada、ColeHaan、Camper等上流社會流傳的品牌，均由難以計數的中國工廠為其代工生產。然而，由于恥于提及產品的“中國身份”，它們不會被貼上“Made In China”的標簽。一些廠商甚至拒絕承認曾在中國代工。
很少有人能想起這些昂貴商品與中國女工之間的聯系。也很少有人想到，每天給皮料鑲上多彩油邊的彭水銀，最終會毫無尊嚴地死去。在她死后，星浩手袋廠管理人員向其家人表示，廠方與彭水銀的自殺沒有關系，也不可能支付“富士康那么天價的跳樓賠償”。
2011年5月21日，是彭水銀的“頭七”，早上9時30分，家人又來到墜樓處祭拜。
彭水銀的家人們從車間搬來一張半人高的鐵床作為靈堂，排開7碗塑料飯盒盛的菜，點上香、蠟燭，燒上紙錢。
7個工廠的保安，遠遠盯著這邊，偶爾用對講機匯報情況。祭拜完后，彭水銀的家人慢慢走遠。一個保安推著垃圾桶走到桌旁，將祭拜的7碗飯菜和香燭扔了進去。另一個保安低著頭，漫不經心地將沒燒完的紙錢踢進了下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