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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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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特征，歷史也早已證明近代國際體系下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對后發國家經濟起飛及其可持續發展何其重要，而無論是從微觀機制還是從宏觀層次、無論是在生產還是消費環節來看，收入分配領域的平等、公正更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一、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推動經濟發展
在微觀層次，從生產環節來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勵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不是僅僅激發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積極性。何種局面更有利于生產擴大、增加供給以及社會穩定，不言而喻；須知，“一人傅之，眾人咻之”從來就不能成事。
消費是生產的目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生產不斷發展的方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已成國際經濟界熱門話題，由于中國眾多商品產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繼續依賴投資和出口高增長拉動經濟增長的路子難以為繼，擴大消費問題日益突出。
而在宏觀層次，從消費環節和需求領域來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對后發國家經濟起飛及其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更為顯著。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國家都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總量，在發展中國家更有利于將有效需求集中于國內產業部門而非國外產業部門，從而令有限的消費需求最大限度地發揮拉動國內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
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總量，是因為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只有較少的部分用于消費，較多的部分用于儲蓄；而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有較多的部分用于消費。
在發展經濟學界，巴西經濟學家賽爾索·福塔多較早從需求結構角度詳細論述了收入分配不公平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前景的命題。在1979年發表的《巴西發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絕大多數窮國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這類國家對工業品的需求幾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為窮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開支后幾乎沒有什么剩余，而汽車這類奢侈品要么依靠進口，要么由國內外資企業生產，因為國內企業和投資者既無足夠資本，也不懂如何生產這類較為高級、復雜的產品。由于這樣能夠維持對只有外國企業才能生產的產品的需求，外國投資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
30多年過去了，賽爾索·福塔多的上述論述基本仍可成立。一個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進入經濟發展第二階段，掌握了絕大部分購買力的高收入階層也必然更傾向于來自發達國家的時尚、高檔、優質消費品，而不是本國不那么時尚、屬于中低檔、質量也相形見絀的商品。在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國內廠商有能力生產同類商品，也由于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而假如沒有國內市場的有力支持，一個發展中國家就無法實現趕超。
相反，一個后發國家如能實現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購買力將更多地集中投向國內產品而非昂貴的進口品。這樣，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較為公平，就意味著每種消費品的需求一旦出現就會迅速爆炸式膨脹，這既進一步強化了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也令發現并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方面決策相對迅速的內資企業（因為內資企業決策環節少于外資跨國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場）優勢更為突出。戰后日本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長期為西方主要國家之最，一度號稱“一億總中流”，正是這種較為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內資企業主導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費品的普及。
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遏制利益集團壯大的治本之道
從較長時間跨度上展望未來，現在突出強調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助于遏制利益集團壯大，防止其尾大不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是節制利益集團勢力的治本之道。
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因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護國內市場、為本土產業創造發展空間，但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輿論上勢力強大的高收入群體也有能力扼殺這類政策，以求滿足自己對外國時尚、高檔、優質消費品的消費需求。一般而言，適度的本幣貶值能兼顧促進出口和抑制進口雙重目標，對本國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較強的國家往往訴諸本幣貶值手段以刺激本國經濟，國際收支壓力較大、對出口產業依賴性較高的國家此種動機更強，經濟危機也常常會強化各國本幣貶值動機，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機時期形成了各國競相實施“匯率傾銷”的全面貨幣戰；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后，“貨幣戰爭”一詞也一炮而紅，風靡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公認為有利于本國經濟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魯政府和1971年的加納政府實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這兩個國家政治經濟精英群體日常生活消費高度依賴于進口消費品，本幣貶值政策雖然有利于國民經濟整體，卻導致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損害了這些群體的短期狹隘利益，他們便運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顛覆了政府。而深受高收入群體控制的加納、秘魯發展如何，全世界有目共睹。
更進一步，這樣一個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動能力，財政動員能力虛弱：因為這個小小的高收入群體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財稅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而一個財政動員能力虛弱的國家無法有效應對各類經濟和社會沖擊，本土現代產業的發展環境因此進一步惡化。
即使是在引領世界的大國，專注私利、罔顧公利而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也會扼殺公正和發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國西班牙就是這樣沒落的，今天的美利堅“帝國”同樣面臨這種風險。次貸危機和由此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金融體制的深層次問題，但致力于推動金融改革的奧巴馬卻因開罪了華爾街利益集團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價。2010年9月上旬，奧巴馬在一次演講中說：“很長時間以來，一些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一直主導著華盛頓的議事日程，他們談論我的時候就像在談一條狗一樣。”在該年年末的中期選舉中，奧巴馬果然慘敗。
改革初期，隨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導向，盡管當時領導層就意識到了其可能的副作用，但由于相應措施未能及時同步，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已經開始出現裂痕。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奢靡和鋪張似乎日益成為值得大張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礙奢靡、鋪張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氣壯”地抨擊為罪過。“張愛玲熱”在中國大陸興起之初，筆者就曾讀過一篇文章，文中講到建國后張愛玲有一次到飯館點了一份蝦仁面，按自己習慣把蝦仁吃掉，面一口沒吃就丟了，飯館中其他人都向她投來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她大肆揮灑筆墨嚴詞抨擊這種“壓抑”的社會氛圍，給當時還是學生的筆者留下了此生無法磨滅的印象，因為無論是筆者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親，還是筆者，都無法認同張愛玲這種浪費寶貴糧食的舉動，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人的立場。
三、結束語
無需否認，在一定時間里實施過于極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產生眾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個極端則必然削弱乃至鏟除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根基，我們目前面臨的正是收入分配顯著失衡所潛藏的經濟社會風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這是黨和政府在改革起步時對全體國民的莊嚴承諾；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時也提出了設想，即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時，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先富帶后富的問題。正值“全球經濟失衡”已成國際熱門話題、外部市場風險日益加大而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之際，兌現30年承諾，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當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