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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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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瀾壯闊四十年。
四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從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誕生，到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連接世界，到浦東新區領銜的國家級新區大開發，再到海南擔起改革開放新使命，探索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春天的故事”在過去四十年的神州大地輪番上演。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深入世界經濟舞臺，從貧窮的人口大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如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走出了一條有別于西方世界的“中國道路”，使得中國走上了全球經濟潮頭。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指出，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中國需要秉承更加堅定的信念，在新時代繼續奮進。
自5月21日起，21世紀經濟報道將推出“壯闊東方潮 奮起新時代”專欄。回顧四十年改革開放進程，不僅是為了總結過去的成功經驗，更是為了堅定“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信念，在歷史脈絡的梳理中找出開創未來的策略和路徑。
我們從改革開放的源頭——深圳特區開始，看看深圳如何從一座小漁村轉變為繁華都市，又如何通過擁抱創新保持全球領先地位。（戴春晨）
1979年，深圳蛇口轟然響起填海建港的開山炮，這也被后來者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炮”。
近40年間，昔日一座默默無聞的小漁村，成為現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科技創新中心、區域金融中心。
從1979年地區生產總值（GDP）僅1.97億元，人均GDP606元，到2017年GDP達到2.24萬億元，人均GDP18.31萬元（約2.71萬美元），GDP年均增速達到23%。
在缺少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薄弱土壤上，孕育出全國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孵化了華為、騰訊、大疆等明星企業。
深圳速度、深圳奇跡的背后，濃縮的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5月9日表示，深圳經濟特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起源地，先行先試、大膽探索，在體制改革中發揮了“試驗田”作用，在對外開放中發揮了重要“窗口”作用，在創新發展中發揮了“排頭兵”作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示范區”作用，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考察的首站就是深圳，他在考察時指出，“深圳是我們國家最早實施改革開放的城市，也是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經濟特區”。
第一個吃螃蟹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報告，要求“第一個吃螃蟹”，提出創辦對外加工貿易區的設想建議。
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區，明確指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1月23日，深圳市獲批成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獲批。
作為深圳特區的先行者，1979年破土開建的蛇口工業區憑借著大膽實踐和探索，成為改革開放率先崛起的樣板，這也是中國首個外向型、開放型、改革型的工業區。1980年，蛇口正式招商引資，向世界發出邀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信號，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蛇口口號成為當年的時代標桿。在這里，深圳開創了眾多“全國第一”。
1981年，為解決外商與國外的通訊聯絡問題，深圳相關負責人專程趕赴郵電部，申請在蛇口建設微波通訊站、安裝專線電話。彼時，中央只定了北京、上海兩個出口局，在多方爭取下，最終蛇口微波通訊站竣工投產，這是國內首次由企業以商辦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訊系統，搭建起了蛇口工業區溝通域外的橋梁。
1982年3月，蛇口工業區在各重點大學及各地公開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級部門調派干部的做法，首開新中國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
1983年，蛇口率先實行基本工資加崗位、職務工資加浮動工資的改革方案，從內地調入的干部職工，不論原來級別職務如何，都一律凍結在本人檔案中，只作為基本工資參考。具體工資薪酬，根據本人的才能和貢獻來確定。
不難看出，在所有改革舉措的背后，遵循的是一脈相承的市場化邏輯。1981年，蛇口工業區的模式和經驗被譽為“蛇口模式”，它的核心是企業擺脫行政干預，充分發揮自主權，按照市場法則和經濟規律辦事，運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搞活經濟。
深圳市前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近40年的發展歷程中，深圳最大的經驗之一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方向不動搖。
主動轉型升級的魄力
從上世紀80年代的貿易立市，到隨后快速的工業化，再到布局高科技產業，及至抓住金融自由化與移動互聯網的浪潮，每一個時期，轉型與創新貫穿始終。
特區成立之初，盡管蛇口的工業發展已初具規模，但從全市范圍來看，憑借著優惠的國家政策，貿易與流通業成為深圳經濟發展的主流。萬科創始人王石，于1983年赤手空拳來到深圳，靠著做玉米中間商，他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彼時的深圳，儼然國內新興的貿易中心。不過，深圳并未止步于依靠貿易賺“快錢”，在通過轉口貿易形成初步繁榮的基礎上，深圳邁出了第一次產業轉型的步伐，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當時，深圳提出了發展六大工業部門的計劃，包括電子、石油化工、輕工、紡織、新型建筑材料、精密機械等。
毗鄰香港，憑借土地、人工成本低等優勢，深圳享受著“三來一補”加工制造的紅利，勞動密集型的三資企業持續涌入。但到了1993年底，深圳出臺決議，停止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特區內已辦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屬于污染環境的，堅決遷走。
深圳當時為何提出轉型？在深圳市政協主導推出的《深圳口述史》中，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講道，深圳建立經濟特區伊始，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深圳吸引來的投資商中有不少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環境的企業，生產中產生的“三廢”嚴重污染環境，從全市層面來看，這些加工企業對我們未來發展是很不利的。
隨著發展的積累，以及全球科技浪潮的興起，深圳順應世界經濟環境變化的趨勢，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必然的。
時間來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深圳高度外向型的經濟模式面臨著嚴峻挑戰。
危機里挖掘機遇，深圳在這一年率先著手布局生物、互聯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十年積淀，厚積薄發。2017年，深圳新興產業增加值合計9183.55億元，比上年增長13.6%，占GDP的比重達到40.9%。
在實現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深圳采用的是主動轉型而非被動轉型的方式，不是要等到產業敗象已露或衰落已成定局時轉，而是在該產業仍興旺時就著手部署升級轉型，布局新的替代產業。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家成員曹遠征2016年曾在深圳表示，觀察中國的城市，深圳最有希望。
服務型“小政府”
無論是在制度創新的突破中，抑或是在產業轉型的規劃中，政府無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深圳又恰恰以“小政府”著稱。
一位科技部門的前官員曾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憶，早些年算上科技局、知識產權局、科學技術協會和高新辦，公務員總共只有38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服務”。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銀行普遍還對民營企業惜貸，深圳市不止一次主動牽線，鼓勵銀行向民營科技企業“敞開大門”。1996年7月5日的《深圳特區報》上刊載了一則消息《華為年內獲5億貸款》，報道了7月3日舉行的華為獲得深圳銀行界“巨額”貸款意向簽字儀式。
深圳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梁永生舉了一個當下的例子，為了促成各地的大院大所與深圳企業對接，政府建了一個網絡洽談室，一邊是技術供給，一邊是應用需求，互相匹配的便能商談合作事宜。
“政府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就是搭建平臺，提供公共服務，千萬不要以為政府什么都能做，我們就是構建一個環境。”梁永生說。
唐杰曾撰文將深圳政府的作用總結為三點：一是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的市場環境，通過行政和立法手段來規范市場行為，鼓勵企業依靠創新、專利等知識產權獲得持續增長動力；二是扮演企業創新推動者的角色，采取各種激勵措施降低創新門檻；三是構建創新的支持體系，引發全國甚至是國際創新成果向深圳匯集。
在厘清政府與市場的分野之后，深圳政府發揮的作用更多在于“補短板”。
王偉中介紹，目前深圳科技金融服務主要集中在“后端”，形成了銀行、保險、中小板、創業板等多層次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擁有近5萬家VC、PE機構，卻沒有幾家真正意義上的天使投資。從硅谷、波士頓、以色列等全球創新中心的經驗來看，擁有大量天使投資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基于這一情況，深圳政府于今年設立了首期50億元的天使投資引導母基金，并制定具體的管理辦法等配套制度，委托深投控、深創投兩家市屬國企進行市場化運營管理。
“我們通過政府制度設計及政策引導，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和財政資金引導放大作用，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天使類項目，補齊企業早期融資難短板，支持更多初創型科技企業發展，完善企業全生命周期資金鏈條。”王偉中說。
站在浪潮之巔
今日再提及深圳，科創必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詞。在近40年的發展中，如果說深圳曾經歷過“拿來主義”的階段，在如今科技創新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圳正致力于在多個領域站在浪潮之巔。
2009年，深圳超級計算中心獲國家批復建設，這是建市以來單個投資額最大的科技基礎項目。短短幾年后，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需求，該中心已啟動升級至E級機的擴容工作。E級機是指每秒可進行百億億次計算的超級計算機，被全世界公認為“超級計算機界的下一頂皇冠”，是各國競相角逐的戰略制高點。
2016年，深圳華星光電G11開工，總投資538億元，這是深圳建市以來投資額最大的工業項目，計劃于2019年3月實現量產，屆時將成為全球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產線。
在醫療領域，英國《經濟學人》雜志2017年稱，在中國，最具全球潛力的醫療行業顛覆者是由科學家王俊領銜的碳云智能，他們的目標是為每位客戶建立預測性的數字生命化身。這是一家2015年創辦于深圳的年輕公司。
今年3月，由第三代半導體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基本半導體和南方科技大學等單位發起共建的深圳第三代半導體研究院正式啟動。梁永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二代半導體領域，中國沒有話語權，希望在第三代半導體時代，深圳能夠代表中國掌握話語權。
為了角逐世界領先，從整個城市的布局來看，深圳正在花大力氣做的事情是“增強源頭創新能力”。
建市之初，深圳的大學、科研院所數量都是“零”，科技資源“一窮二白”；到現在，深圳共有國家、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等創新載體達1739家。
梁永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深圳拿出9.8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地了一個科學城項目，在裝置核心區將重點布局若干個大科學裝置及其配套研究平臺、國家級實驗室等，這是基礎研究的利器，也是人才培養的載體。
他進一步解釋，應用研究服務和支撐產業的發展，而基礎研究則能夠引領和前瞻部署產業的發展。應該說在前30多年的時間里深圳在應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能滿足于此，未來的深圳更需要有可持續發展后勁的支持。
王偉中則表示，深圳的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夠強，部分領域的關鍵技術仍受制于人，而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原始創新這件事越早做越好，而且要耐得住性子、舍得投入。
“補齊這個短板，還得靠改革。”王偉中5月9日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