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發布之后,“剩男”問題通過一串調查數據重新被表述為一個尖銳的社會事實。之所以用“重新被表述”這個說法,是因為男多女少的性別失衡問題實際上已困擾中國多年,卻很少被納入“剩男”這個話語范疇。在剩女“甚囂塵上”的年代,剩男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從未獲得正當的話語權。
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人口的性別比為105.20(以女性100計算,下同),而出生人口性別比達到了118.06。據國家統計局推算,19歲以下年齡段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預計10年后,將有2400萬“剩男”面臨娶妻難的問題。面對這一數據,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一些論者指出,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其危害不亞于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在一些專家看來,中國的“剩男”處于絕對“剩”的狀態。但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們不妨暫且繞過人口普查的官方數據,從局部經驗去重新想象這個問題。我居住的小區,位于省會城市的新興居住區。在我樓下100米遠處,集中著一些兒童游樂設施,每天都有成批的小孩在這里玩耍,他們的年齡在3至10歲之間。這為我近距離的隨機觀察提供了便利。經過多次觀察之后,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在這個城市居住區,新一代小孩的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女多男少的懸殊比例。簡單地說,女孩成片,男孩寥寥無幾。
我的這個假設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驗證呢?我的母親閑來無事可以與小區的鄰居們家長里短,并很快為我收集到了一些有意義的信息:在小區近兩年新出生的小孩中,女孩子的數量占有絕對優勢,而就在我居住的這幢樓,新生兒出現了清一色女孩子的極端現象。從這個極端現象出發,我搜索了另一個空間維度上的數據:在我大學同班的二十名男同學中,八個人已生有獨生小孩,男孩與女孩的出生性別比為3∶5。在未經更嚴格、更大范圍的抽樣調查的基礎上,以上數據似乎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但來自又一個空間維度上的數據支持了我的假設。
在我鄉下老家的新生兒中,男多女少的出生性別比出現了懸殊化的趨勢。以我的家族為例,近年來新增小孩11人,男女比例為8∶3。根據村里人的表述,近年來還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村里出生雙胞胎男孩的頻率大大提高。我們村并不是個案。在現行生育政策下,確保男孩出生率的提高成了農村人延續宗法血脈的題中應有之義。那么,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如此懸殊,為什么在全國人口普查中這個比例下降到了118.06?答案只有一個,就是通過另一個空間的懸殊比來平衡。這個空間就是城市。如果關注到城市的這個人口現象,我們就應該重新評估全國人口性別比數據的隱藏意義。它不僅僅是剩男問題,還包含了如下兩層含義:
第一,除了剩男,還有一個剩女問題。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剩女將進入第二代。第一代剩女屬于奮斗型和扎根型,她們大多數還是來自農村,通過高等教育和個人奮斗在城市中獲得相對優越的條件,并在扎根城市的過程中夢想著能擁有更優越的條件而成了相對過剩的女性。第二代剩女則屬于天生型和本土型。在新一代城市新生兒中,女孩子一出生就意味著她們已成了統計學意義上的剩女。她們成長在一個陰盛陽衰的同齡環境中,并且不得不直面時代變遷中的城市剩女問題。
第二,剩女與剩男的城鄉壁壘與對話問題。剩女與剩男將分別在城鄉瘋狂生長,這種局面已遠遠超出了人口普查數據的闡釋空間。簡單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已無法幫助我們合理想象未來中國剩女與剩男的兩極化世界。由于中國城鄉差異化與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并存,壁壘與對話的雙重局面也將在剩男與剩女之間長期存在。剩女將在城市中擁有相對優越的知識資本,而剩男將在農村中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資本。從理論上講,兩種資本的優勢互補可以促進城市剩女與農村剩男的快速融合。但是,生活意識形態的沖突又將城市剩女與農村剩男拉回相互打量的兩個世界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