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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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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城市不再長大
清華大學的城市規劃學者龍瀛去過很多城市，有些城市像摩天大樓拼成的灰色森林，有些古色古香，停下來就能找到一段歷史。但最讓他牽掛的卻是一座不知名的東北小鎮——石嶺，他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小鎮中學那棟白色教學樓里的校園生活，和街頭的游戲廳、臺球廳、錄像廳，是他“多年來最美好的記憶”。
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石嶺鎮的公共設施齊全，火車站、電影院、商場里每天都人來人往。鎮里有兩座大型水泥廠，為大部分石嶺人提供了工作崗位，也支撐著石嶺常年處在“吉林省10強鎮”的榜單上。
年少的龍瀛不會想到，20多年后，這座早已劃入四平市的小鎮竟然會作為一個樣本，進入到他的研究中。只不過，這項研究并沒有過多著眼于石嶺的繁榮，反而帶著少許感傷，名字叫做“收縮的城市”。
在另一位研究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吳康副教授的一份列表里，2007~2016年間，中國有84座城市出現了“收縮”。這些城市都經歷了連續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減少。他繪制了一幅地圖，一個黑點代表一座“收縮城市”。在這張地圖上，東北地區的黑點已經連成了帶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黑點也成片出現。
“農村空心化已經是一個被廣泛討論的事實，但人們很難發現，有些中小城市也已經出現人口流失的現象。”吳康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按照城市生命周期，“這些城市很可能繼續‘收縮’下去。”
龍瀛也有同樣的擔憂。2018年春節他再次回到石嶺，發現鎮上的馬路變得坑洼不平，當初兩千多人的初中現在只剩下四百多人。在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小鎮，他甚至走進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座“無人的火車站”。
這兩位研究者都相信，那些眾多有著相似處境的城市，需要的是另一種城市規劃思路和城市“增長”模式。但對這些城市的決策者來說，改變幾乎都停在了第一步：沒人認為自己管理的是座“收縮”的城市。
收縮是整個國家城市化的一部分，不一定是壞事
龍瀛是在無意間發現中國的“收縮城市”的。2013年，他把自己城市空間研究的范圍從北京擴大到全國。這個對數據和城市生活都有著狂熱追求的學者發現，分別在2000年和2010年開展的全國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都精確到了鄉鎮和街道辦事處一級。
那時龍瀛在英國訪學，他幾乎忘記了時差，馬上聯系了在國內做經濟地理研究的吳康和做地理空間大數據分析的王江浩。三人很快決定，把兩次人口普查里，中國5萬多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口數據做對比，觀察有什么變化。
他們沒有想到，在兩次人口普查的10年間，中國有一萬余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口密度出現了下降，有些甚至成為了“空心街道辦事處”。他們根據地圖制作了一張圖，代表著人口密度下降的藍色部分占據了整個國土面積的近三分之一。
隨后，三人團隊又把中國行政意義上的六百多個城市的市（轄）區范圍，疊加到這張圖上，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在2000年到2010年間，中國有180個城市的人口在流失。
“結果出來后，我就睡不著了。”在去年的一次演講中，龍瀛向臺下的聽眾回憶那次經歷，臉上的笑容逐漸消失。
“收縮城市是不是中國城市化的另外一面？我們一直在說擴張的城市、增長的經濟、逐步增長的人口，那我們收縮的城市呢？”在英國的那天晚上，這些問題擠占了龍瀛的大腦。也正是從那天起，“收縮城市”成了他后來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
吳康也同樣把精力放在了“收縮城市”識別上。他發現，從第五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間，中國許多城市都調整了行政區劃。這些城市把周邊地區并入城區，造成人口密度下降，但城市實際并沒有“收縮”。
他收集了各地的統計年鑒，剔除了進行過行政區劃調整的城市，最終選擇了694個城市樣本。結果顯示，2007年到2016年間，這些城市中有84個出現了人口收縮。
“國際上對‘收縮城市’較為認同的標準是，人口規模超過1萬人，超過兩年的時間內大部分地區都在人口流失，并且正在經歷以某種結構性危機為特征的經濟轉型。”吳康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中國的這84座城市大都符合這個“收縮”標準。
這讓他相信，部分城市的收縮是整個國家城市化的一部分，“這并不一定是件壞事，反而是種轉型的契機。”
前年秋季，龍瀛去東北一個林業城市調研。剛下火車就去了一個以鋼鐵產業為支柱的區。他記得當時自己凍得受不了，跑去鋼廠附近的一家服裝店買衣服。老板告訴他，現在鋼廠的人少了，店里幾乎沒什么生意，屋子里很冷，“把貨底處理完就不干了”。
龍瀛和吳康去年冬天再去那里調研，吳康還保存著那次調研時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當地一家有名的酒店，坐落在剛剛修建好的城市新區里，周邊道路寬闊整齊，黃昏的余暉照在酒店的玻璃幕墻上閃閃發光。
調研團隊住進了這家酒店，詢問前臺得知，他們是那天這家酒店200多間客房里僅有的3位客人。
在更遠離市中心的城區，“收縮”就更加顯而易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生高舒琦調研時在一棟6層樓的住宅樓上看到，眼前幾棟樓的玻璃已經蒙上一層灰垢，很多窗戶上都掛著“此屋出售”的條幅。走在住宅區附近的一條路上，他發現路兩側商鋪都用木板封住了窗戶，垃圾桶也東倒西歪。后來他才得知，那里曾是一條很繁華的商業街。
在那里，龍瀛依然保持著他獨特的記錄方式。他喜歡拍攝固定10秒曝光時間的照片，成像后，10秒內的移動對象都會在照片上留下軌跡，就像一道道“影子”。他拍了一張客運站的照片，里面沒有影子，只有一個男人靠在墻上，低著頭一動不動地看著手機。
“城市收縮是空間破敗的因素之一。”龍瀛說，“不管是窗戶破了，電線桿歪了，還是墻皮脫落了，這都是城市公共空間破敗的表現。”
在另一座“收縮城市”，龍瀛及學生們找到每一條街道2013年和2015年的騰訊街景照片，每隔50米設一個比較點。有些街景沒有收錄到網上，龍瀛就去實地找到街邊的大爺大媽，問他們，“這里兩年前是不是有個垃圾桶，那里的墻是不是刷過漆？”
在龍瀛和吳康看來，那座林業城市是座典型的“收縮城市”，“收縮”只不過是這座城市的一個發展階段，“它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東北地區本身就具有較高的城鎮化率，他們已經沒有更多農村戶籍人口轉入城市。”吳康分析說。
他告訴記者，那個依靠林業和礦業的東北城市，產業結構太過單一。2015年天然林全面禁伐后，經濟面臨轉型，GDP某些年份出現了負增長，“就業出現問題，人口就會流向外地。”
同樣受到產業結構調整影響的還有遠在南方的一座城市。這座曾經吸納了密集打工者的城市，現在也正在“收縮”。在浙江一座城市，受全球經濟影響及電商沖擊，這個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也開始“收縮”。
在兩位研究者看來，對這種全新的變化，每個“收縮”城市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規劃，為城市繪出一個全新的“藍圖”。
每座城市的規劃里都寫滿了“增長”預期
這些城市的確都做了新的總體規劃。龍瀛尋找“收縮城市”的最新總體規劃方案，發現有資料的幾十個城市無一例外寫滿了對未來10年或20年城市發展積極的人口增長預期。
“每座城市的總規里都預測未來人口會增長，城市面積也跟著要擴張。”龍瀛搖搖頭說。
黑龍江伊春市的人口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已開始收縮，但《伊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提出，2005年市域人口要達到133 萬，2020年將達140 萬。事實上，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伊春的人口僅為115萬。
伊春的20年總體規劃里，跟著人口一起增長的，還有主城區的面積。規劃將原本三個不接壤的區劃為中心城區，從而擴大中心城區規模。
高舒琦告訴記者，在城市規劃領域，普遍的標準是每一萬人對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總量升高，為城市增加建設用地指標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
龍瀛參加過一些城市規劃實踐，每一次對方都會要求規劃人口總量上升，擴大城市規模。“這與地方政府多年的土地財政有關，拿了地才能賣錢，才能增加基礎建設投資。”
有規劃設計師在龍瀛的文章下留言，“我們已經成為了政府土地開發合法化的工具，找不到這份工作的意義。”
一次在西南某市，龍瀛參加過總體規劃動員會。這也是一座人口增長有限的城市，但主持會議的副市長告訴在座的規劃設計專業人員，具體規劃工作由當地規劃院來做，“你們只需要把人口科學合理地做上去”。
不僅作為“甲方”的政府不能接受“收縮”，即使在城市規劃領域，“收縮”也經常被規劃者排斥。
“國內城市規劃的思想體系大多都是基于增長范式的，這也的確符合當時的發展趨勢。”龍瀛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就算在自己執教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學生們能接觸到有關“收縮城市”的知識也比較有限。
“具體在中國的城市規劃領域，是缺少給收縮城市做規劃方案的方法論的。”龍瀛攤開手，稍作停頓，“換句話說，就算有城市承認自己是收縮的，可能也沒有太多設計院能做出一套合適的方案，因為我們是缺少這方面教育的，也缺少編制辦法等支持。”
“不管是決策者還是設計者，都一味地追求增長，覺得‘收縮’是個消極的詞。”龍瀛感嘆。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曾指出過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問題：一些城市“攤大餅”式擴張，過分追求寬馬路、大廣場，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占地過大，建成區人口密度偏低。
量的收縮不代表質也收縮
事實上，“收縮城市”并不是一個新概念。上世紀80年代，很多發達國家就出現了這一現象。
美國的東北部——五大湖一帶聚集著底特律、揚斯敦、匹茲堡等以鋼鐵制造業為主的城市，這些城市在上世紀中葉前高速發展，工業化程度極高。但當美國完成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轉型后，這些城市的工廠紛紛關門。閑置的機器上逐漸生出了鐵銹，所以這一地區就被成為“鐵銹地帶”。
“鐵銹地帶”的城市收縮比中國城市收縮的程度要高得多。吳康在留美期間曾去過布法羅，他記得那里的中心城區已經衰敗不堪，“很多房子都已經廢棄，只有低收入的少數族裔人群才會住在那里。”
在另外一座城市揚斯敦，便利店里酒精飲料占銷售額的90%以上，不時有人遭到騷擾和暴力威脅。人們經常會忽然發現自家附近的空房子著了大火。大多數時候，這些都只是因為無所事事的市民忽然“心血來潮”，成為一個個縱火者。
面對這樣的困境，美國城市選擇了兩種不同的“更新策略”。一種是“再增長”模式，它把吸引人口增長作為解決城市衰敗的關鍵，規劃大量項目，建設眾多會展中心、體育場館、博物館和商業辦公樓。
底特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采用了這種策略，來抑制城市的收縮。短期內，底特律的中心城區確實比之前熱鬧了許多，但居民的生活質量卻沒有太多提高，反而加重了政府財政支出。就在前幾年，這座城市最終徹底破產。
另一種策略是“精明收縮”。俄亥俄州的揚斯敦，從2002年開始開始制定《揚斯敦2010規劃》。規劃首先承認揚斯敦是一個“較小的城市”，市長向媒體表示，“我們是美國第一批接受收縮的大城市之一。”
作為美國四大鋼鐵城市之一，揚斯敦人口從1960年的16萬人下降到了2010年的8萬人。該市的規劃中，把原有工業用的水道改造為供居民休閑娛樂的濱水帶，更新改造大量閑置廢棄地為城市綠地。那些已經受污染或者荒草叢生的“棕地”也將進行生態修復，改造為公園綠地。規劃還把城市分為若干個鄰里組團，不定期舉辦一些鄰里討論會，從而改善鄰里關系。
準備收縮的同時，揚斯敦也在實施一些商業發展計劃。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在當地大學帶動下，一些科技企業入駐中心商業區，帶來復興。規劃后的揚斯敦，住宅土地面積縮小了30%，整個城市面積也相應減少。
“量的收縮，不代表質也收縮，相反，收縮城市的規劃應該更關注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城市的空間品質。”在龍瀛看來，想要對“收縮城市”做出真正的改變，已有觀念是需要越過的第一個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