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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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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城市化委員會金融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日前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圍繞全球治理挑戰與中國角色這一問題展開討論時指出，從GDP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今相差無幾，幾乎各占50%，布雷頓森林體系已不大靈光，改革勢在必行。人均收入、人均壽命的大幅提高是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好處，是捍衛全球化的理由。但全球化的缺陷在于發達國家先于發展中國家發展，而都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發達國家的經驗會變成發展中國家的指引，這一指引是個單向性的安排。如果要入手建立新的全球化秩序、改革治理結構，構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氛圍是核心要素之一。
曹遠征提到，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秉承的理念。與此同時，全球治理的改革行動還沒有具體的框架和更多的指引，正在商量之中。“在商量之中，固然我們希望向好的方向發展，但也很難說沒有風險出現。”
他還指出，中國目前已是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該到承擔世界責任的時候了，當然要量力而行。”
以下為曹遠征發言實錄：
我們現在世界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是二戰以后建立的，跟過去有個很大的區別，是多邊化的安排，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多邊化的體制。規則治理就是全球化的治理，這是跟二戰前很大的區別。這個規則有一整套的架構，其中就是國際組織。主要有三層：政治組織、一人一票，不分大小。投資貿易自由化的體制安排。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一整套的規則安排。如果從GDP的含義上講，你會發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幾乎已經相差無幾，各占50%，這個體系就開始有動搖了，這是出現去全球化和全球化問題的基礎。這個體系開始不大靈光了，于是需要改革。2008年金融危機，把這個問題更深刻的暴露出來。談到中國的角色，我們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上，未來的治理體系應該怎么安排呢？要看看全球化有什么好處。我們注意到，從二戰結束后，全球化的安排解決了人類很大的問題，就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比如兩次大戰結束以后，七十年來，再沒有像二次大戰那樣世界的大戰。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有極大的提高，人均壽命大幅提高，這是全球化的一個好處，這成為捍衛全球化的一個理由。
但是，全球化也有它的缺陷，建立了這樣一個南北差距基礎上的治理安排，一定是單向的，因為發達國家先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大家都追求現代化，發達國家的經驗變成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指引，最后成為一個單向的，就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指引性，是個單向性的安排。包容性，在這個過程中，強調的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如果要建立新的全球化秩序，要改革治理結構，要從這兩個入手，核心一點就是包容性，更加包容的全球化，允許各種發展可能性的一種全球化。就可以看到，中國角色，共商、共建、共享，這是中國的理念，今年9月份聯合國已經把這個理念寫進全球治理的議程里。十九大也說，這叫全球治理理念。這三個理念對中國人來說，也很好理解，共商，吸取中國傳統的，中國人看待世界是個天下，不太在意民族、國家、文化差異，講的是和合共生，講的是求同存異，講的是天下大同，通過尊重彼此的利益關切，來談判、來協商。共建，發展是硬道理，四十年前，中國還是很貧窮的過程，不就是發展把蛋糕做大，盡管蛋糕做大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至少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基礎。共享，蛋糕做大并不是獨吞，而是大家共享。這個理念日益受到國際上的重視，我前兩天剛從意大利回來，正在討論“一帶一路”。但同時，我們也想指出，它還不是個行動的規范，僅僅是個倡議，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于是我們說，全球治理的改革正在行動中間，還沒有太多的框架，還沒有太多的指引，正在商量之中。
在商量之中，固然我們希望向好的方向發展，但也很難說沒有風險出現。最大的風險就是逆全球化的潮流跟去全球化的努力是否能取得一個均衡，否則的話，歷史也會出現新的變化。
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該到承擔世界責任的時候了，當然要量力而行。其實責任是分層的，比如現在我們還沒有能力承擔政治責任，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是要維和，我們現在更強調的是經濟責任，經濟秩序的重新塑造。這個塑造很簡單，就是自貿區建設，“一帶一路”講的最多的雙邊的、多邊的自貿區建設，這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因為中國是第一大貿易體，自由貿易是中國的一個國家利益。遠的不說，就說中國吃的豆油吧，很多是進口的，而且是轉基因大豆。咱們著名的電視主持人曾經對轉基因食品進行嚴重的抗議，我們算過，如果中國的食用油全部用中國的大豆生產，需要3.6億畝土地，因此，大豆只能放到國際貿易市場，所以，我們一定要捍衛這個利益。捍衛投資貿易自由化的世界，就變得非常重要，這是中國的立場，也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國際貨幣體系，過去調節機制的全部負擔，叫國際貨幣收受過承擔交界責任，比如泰國、韓國出現了金融困難，你首先應該調節。IMF說你應該改革。這次出現的問題是國際貨幣的提供國，這時候這個機制就沒有用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些新的機制開始出現，包括基礎設施里的超長期貸款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也包括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也包括人民幣的國際化，這都是一種微調性質的，但它是在改善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顯然，在這個基礎上，能不能搭建新的治理原則，建立新的治理平臺，有新的治理主張，正在進行中。（信息來源：財經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