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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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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宏觀經濟學者、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曾一貫主張城市化是國家經濟高增長的動力，他認為，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傾斜的城鎮化，對土地的占用量會大幅上升，因此應以大都市圈模式推進城市化。
但人們看到，近年來，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開始顯現。并有分析指出，城市化水平必須有著高端化產業為支撐，應警惕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歐美陷阱”、“拉美陷阱”、房地產陷阱等問題。
而高層學者已公開承認，盡管長期以來走的是一條低成本城鎮化道路，城鎮發展是建立在低成本獲得城鎮建設用地、廉價使用勞動力、環境承載嚴重壓力基礎之上的。盡管城鎮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大量的矛盾沒有化解，遺留的問題很多。因而，對城鎮化率背后更多問題的深入關注，要比單純地追求城鎮化率更重要。城鎮化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也需要總結在此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問題，糾正偏差，提高質量和效益，走出一條又快又好的發展道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城市化率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十二五”規劃調低了城鎮化年均增長率，將其定為0.8%，但這個限制目標未來有無可能被突破，方向有無可能再調整？
4月20日，王建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說，如果中國不走大城市化道路，中國有限的土地，將承載不了不斷增長的眾多人口。我們并沒有太多的土地可以用來發展所謂的城鎮化，可以又要保吃飯，又要保建設。這本賬，我們一定要算清楚。
搞城鎮化應算清土地賬
《華夏時報》：所謂城鎮化，走到今天，很多矛盾已經出現，而對于您所極力主張的大城市化，爭論似乎仍在繼續。所以我們首先仍請您就城市化和城鎮化這兩個概念做一點闡述吧？
王建：關于城市化，我仍然堅持過去的觀點。那些反對以城市化為中心、為導向的觀點，都是拿城市病來說話。認為城市大了以后，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這類觀點固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問題的出現，都是經濟增長中利益權衡的結果。
你看，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面臨著由食品價格上漲所拉升的非常嚴重的通脹了？在這樣一個事實面前，難道我們還要堅持土地是用不完的，可以隨意占用？大家現在都同意中國有特殊的國情，巨大的農村人口包袱沉重，那么，繼續走現有的增長道路，將走不下去，必須走城市化道路。我想，對這一點，已經沒有什么反對的觀點。
具體的城市化道路究竟該怎么走，現在仍有爭論，但參與爭論的很多觀點，都并非綜合研究問題所得出的結論，而是單一地觀察和分析問題，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研究問題，并沒有看到，如果中國不走大城市化道路，中國有限的土地，將承載不了不斷增長的眾多人口。
大城市是會帶來很多城市病，而我們也想搞很多空氣好、人口密度小、居住環境很舒適的小城鎮，也想讓人們都居住在像北美那樣田園風光似的好地方，但老天爺偏偏湊巧給中國人安排了現在這么一個地方。
怎么辦呢？既然中國必須走城市化道路，既然這個大前提不應否定，那就必須考慮，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將往哪里放？這個問題如果回答不了，憑什么反對大城市化？憑什么反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這樣一個選擇呢？
《華夏時報》：目前，城鎮化進程中之所以出現的一些問題，乃是沒有推行大城市化所造成？
王建：我想闡述的問題，是城鎮化還是大城市化，哪個取向更好一些。
我認為，那些反對大城市化的觀點，只是泛泛而論，只是從表面上看到了某些國家的經驗，就說大城市不好，有大城市病，而并沒有深入研究相關的問題。
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問題，就會看到，我們并沒有太多的土地可以用來發展所謂的城鎮化，可以又要保吃飯，又要保建設。這本賬，我們一定要算清楚。
最近有報道說，日本人開始抱怨中國人拉高了國際糧價，讓日本人現在快要買不起糧食了。實際的情形的確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大買家，一旦加入國際市場，必然是一個很重的分量。
2.4億農民工尚非城市人
《華夏時報》：“十二五”規劃調低了城鎮化年均增長率，將其定為0.8%這個限制目標，認為過去城鎮化速度過快，因而帶來一些問題。您認為城市化率應有怎樣的標準？
王建：城市化率，這在全球各國，應有同樣的標準。那就是城市人口所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不過，現在之所以還有人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化比較特殊。其特殊之處在于把農民工作為常住人口也算進來了，但2.4億多農民工并非真正的城市人口。
城市化率，是指那些在城市里過真正城市生活的人，只有這些人才能計算為城市化率的分子。對于農民工，由于他們并沒有真正生活在城市，或者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目前實際仍應按農民身份來計算。所以，率差由此產生。
《華夏時報》：城市化所反映的，是人們的一種生活狀態，是否也應用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水平這個標準來衡量？
王建：這只是反映了問題的一個方面，還不是很完全。在發達國家，都是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城市。
《華夏時報》：我們看到，北上廣深的大城市病，似乎已經開始有比較突出的表現，例如城中村、貧困群體、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等，這些不都是大城市發展中必然帶來的問題嗎？
王建：如果換一個角度分析問題，就可以看到，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城市癩瘡一樣的城中村？那是因為沒有給外來人口以城市戶口，所以造成這些人并不打算在城市長期居住，而只打算短暫在城里打工賺錢，然后寄回家中，所以他們要把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壓到最低。你看，那些正常的正式的城市居民，有多少是在城中村居住的？城市居民實在不行的，還可享受政府低保房。
問題的產生，就是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只要工業化不要城市化。結果積累了巨大的問題。比如深圳，大約有接近一半的土地上，都是臨時建筑面積。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搞大城市化，問題反而不會出現。不搞大城市化，問題一定有。
大城市化土地利用率高
《華夏時報》：您過去一直說土地有限，城市化會帶來對土地需求的大量增加，房價也會一直往上走，我們現在明顯地看到，城市化加速了房價的上漲。那么，您認為城鎮化會加重這個問題嗎？
王建：這個問題需要宏觀地看。房價為什么漲？是因為房子供應不足。那么，這是因為開發商不愿意蓋房子嗎？顯然不是。房地產商有很強烈的發展沖動。是因為國家土地批得不夠嗎？顯然，中國沒有多少土地可批了。所以，每年土地指標都控制得很緊。本次十二五規劃則干脆規定，五年內，一畝耕地不許占用。18億畝耕地的紅線，堅決不能碰。在這種一畝耕地都不給增加的情形之下，房子還能多蓋嗎？供給相對停滯，而需求卻越來越大，房價怎能不漲起來？
既然房價上漲的主因是土地稀缺，那么我們還要搞小城鎮，小城鎮的土地利用率相比2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鎮要低很多。小城鎮人均建筑面積大概1000平米以上，而大城市，像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大概人均建筑面積不到100平米。土地使用率相差有10倍之多。如此來看，我們還能搞小城鎮嗎？實在搞不起。
中國之所以一定要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就是為了節約使用寶貴的土地資源。
《華夏時報》：中國人口如此之多，單獨發展大城市，是一種合理的計劃嗎？
王建：我們看到，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其實都是單一發展的城市。比如中國香港，比如新加坡，都是城市地區或國家。韓國更是有一半人口住在同一個城市里。因為沒有辦法，在東亞地區，土地就是稀缺。只有非常密集地利用城市的土地才可以。
不應長期限制農民進城
《華夏時報》：您是說，當前正在推進的所謂城鎮化，應該轉變為您所稱的大城市化？
王建：當然，這是我一直在建言的觀點。
《華夏時報》：向大城市化方向前行，速度應如何掌控？
王建：我很早就曾建議，未來20年內，應每一年進城1000萬個家庭，4000萬人口，按照這個速率走，就可以了。
《華夏時報》：我們看到，一些地方的發展規劃中提出，要限制城市人口的擴張，這與城市化發展的方向是否有些背離？
王建：限制人口進城，也未必完全不對。因為城市化是一個過程。如果城市的基本設施建設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則在一段時間內過快城市化也未必是好事。任何城市都有一個積聚的過程，城市建設要有一個速度。因此，限制人口進城并非完全錯誤，但不應把限制人口進城作為一個長期的政策，而應只是一個過渡性質的措施。如果這么去認識問題，那就是對的。否則，就是要長期限制，就是不要讓農民進城，那就完全錯了，而且是徹底錯了。
《華夏時報》：“十二五”規劃調低了城鎮化年均增長率，將其定為0.8%，這與您一貫的主張顯然有距離。面對一系列現實的問題，您認為相關的政策方向未來有無可能再調整？
王建：現在看，反正規劃已經有了確定。實際上，在“十二五”規劃的討論當中，爭論最多的就是關于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問題。可以說，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支持我的觀點。因為我提出的這個觀點比較早，但看來這個思想沒能占上風，更不用說付諸實施了。不過我相信，正確的思想終會有發展的基礎，“十二五”不行，就再往后看吧。因為大家在實踐中終會認識到，不這么走，就走不通。
城市化與新土改應有聯動
《華夏時報》：我們注意到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陳錫文在最近的一次公開談話中說過一句話：發展大城市勢在必行。這與您的相關主張當屬一致，但面對既定的政策方向，相關主張如何能繼續有效推動？
王建：陳錫文與我也有爭論。我曾問他，如果不搞大規模的城市化，你就去搞新土改？因為目前新土改的相關政策，十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所提到的相關問題，都出自他的手筆。我與他觀點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新土改如果推早了，是不行的。中國現在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城市化啟動，就想讓土地自由流動，那些失地的農民很快就要鬧事。所以，如果不搞大規模城市化就搞新土改，那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安排。土地制度改革，應和城市化聯動起來。對這個問題，我相信他現在應有所認識。
《華夏時報》：能否請您進一步闡述推進城市化與推進新土改之間的關系？
王建：推動城市化，大量人口被城市經濟所吸納，然后再繼續推動農村土地的流轉，推動那些離開農村進城的人所留下的土地的流轉，那就沒有什么危險了。但如果這些人還沒有走，就把他們的土地流轉了，那后果就是如果他們生活無著，就會鬧事。所以，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改革之間，一定要形成聯動機制才行。這才是好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