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也是自愿選擇的過程,應順應城鎮化發展規律,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長。而且,城鎮化不只是讓農民換個戶口簿、進城買房這么簡單,還涉及更多的權利和保障。所以,當下最重要的,不是量化考核城鎮化率,而是量化考核制度設計進程
日前,《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6》發布,有專家解讀說,目前農民實際進城落戶進程不及社會預期。筆者認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片面追求和考核城鎮化率,而是持續提升轉移人口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增強其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對很多進城的農民來說,大城市不容易落戶,小城市不愿意落戶。農民進城落戶是個自然歷史過程,對此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
一方面,一些農民不愿意落戶,這主要發生在一些中小城市和縣城。農民進城自然會算賬,要算離農賬、進城賬,是否落戶要看能帶來多少實惠。隨著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農村條件逐步改善,農村戶口含金量提高,進城落戶的性價比逐漸降低。盡管一些中小城市已經放開農民落戶限制,由于不落戶也不影響子女上學、看病,加之落戶后很難再遷回農村,所以,農民并不急于落戶,而是選擇等等看。
不少農民不愿意進城落戶,既有情感歸屬、社會認同和鄉土情結的考慮,還有更重要的因素,是不舍得附加在農村土地上的各種權利。中央多次強調,“要切實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農民工落戶城鎮,宅基地和承包地不得強制或變相強制收回。”可是在實踐中,某些地方把放棄土地權利作為農民進城的前置條件,或是搞“宅基地換房、承包地換社保”,影響了農民落戶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一些大中城市進入門檻仍然較高,農民不容易落戶。戶籍制度改革要求,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一些地方過多考慮農民落戶后增加的短期成本,忽略其帶來的人口紅利和遠期收益,并非明智之舉。
當然,把非戶籍居民轉成戶籍居民是需要成本的。農民工需要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都要有財政投入,這是個相當繁重的任務,對其艱巨性要有充分估計。雖然去年有關部門出臺了人地掛鉤、人錢掛鉤配套政策,但截至今年2月,只有16個省份出臺了省級財政支持的相關政策,4個省份出臺了“人地掛鉤”實施辦法。由于農民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沒有落地,地方積極性也就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
總體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也是自愿選擇的過程。目前,農民舉家進城畢竟是少數,多數是年輕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農村生活。社會上有些人想盡快完成城鎮化過程,但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很難一蹴而就的。農民要進城,但不可能都進城,也不是進城的都會選擇落戶。順應城鎮化發展規律,就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長。
況且,城鎮化并不只是讓農民換個戶口簿、進城買房這么簡單,還有更多的權利和保障方面的內涵。所以,當下最重要的,不是量化考核城鎮化率,而是量化考核制度設計進程。對有意愿、有能力進城落戶的農民工,既要使其順利落戶,也要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對不愿意落戶的農民,不能搞強迫命令進城,不能讓其“被落戶”,要切實維護好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