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化遺產聯系十分緊密。文化遺產才是創意產業、創意經濟發展的根本。
我們遇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也就是十八大以來中央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復興,這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習近平總書記提了兩個“最”——最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最重要的文化軟實力。我們遇到了一個良好的機遇、良好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面臨全球發展中一個世人都關注的問題——除了以前的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之外,又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在中國已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把它當成一個廣泛的政府行為去努力完成的,應該說中國是第一個。當然,歐洲原來的傳承就堪稱典范,現在也沒有更大動作要把它發展到什么程度,而中國非遺保護成為一種新思維和新理念。所以,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一個特別深入的反思過程,這個反思過程包括對城市的一些傳統古跡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新認識、重新評價。近代以來,我國經歷了不止一次反對傳統文化、學習西方的運動,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必要的,當時我們在傳統文化中沒有找到更多更新的革命或變革的動力。而現在,我們的思維發生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飛躍。它的意義就是:當我們經過了這個階段之后重新關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時,我們發現,傳統文化能為當代提供一大批解決問題的“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中國方案是如何來解決當代世界面臨的難題的,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未來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比方說“天人合一”,除了一部分原有天賦皇權等政治性的意義之外,還有一部分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可以引導我們與自然和諧相處,與自然為友,敬畏自然,親近自然,視自然為親眷。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天人合一”變成了一種生態平衡的理論。
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國家標識,都代表了一個城市長久存在的歷史依據,即使要做品牌也只能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展示自己。在巴黎、倫敦、佛羅倫薩等歷史悠久的古城,無不如此。它證明了一個城市久遠的歷史,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集體記憶留存下來了。
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里,我們曾經犯過嚴重的錯誤,采取了大拆大建的方式發展城市。我們曾固守一種理念:新的就一定是好的、舊的必欲去之而后快。這種兩極對立的思維,在今天我們越來越看清楚了它的弊端。因此,它與文化創意產業的關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都希望把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下來。我們會看到,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通過生產性的方式和今天的產業相結合。過去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與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今天很難完全恢復那樣一種狀況。那么它就分了兩部分:一部分變成了博物館藝術,作為記憶保存下來;另一部分通過現代改造,與現代的產業形態結合起來繼續應用,有些正在通過另一種方式發揚光大。比如昆曲和京劇通過新的包括聲光電等各種各樣的方式的創新,通過京劇進學校的培育,繼續作為一種國粹發展下去。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創意得到了改造與提升。
另外,在整體的文化需求中,更多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的需求也產生了新的創造:手機上大量的社交、購物、支付、金融和眾籌等,都是一種新的文化創造,這些發展是創意經濟的組成部分,能夠更多地和傳統結合起來。以故宮為例,過去的保護觀念是將里面的藏品珍藏好,甚至不希望別人觀賞,而現在,它創造了成千上萬的衍生品,并創造了每年10億以上的經濟價值。一方面弘揚和展現了我們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育了現代人的興趣愛好,并通過這種取向與選擇使我們的傳統文化獲得更大發展。
第二個否定之否定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產業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前很多人認為文化創意產業不重要,那時所呈現的也就是唱歌、跳舞、出版等基礎形態的產業,而現在我們看到了與互聯網相關的高級形態,其行業內的某些企業市值甚至超過了傳統的金融企業和工業企業。
從中可以看出,文化創意產業自身已經發生了調整,網絡無限大的承載力和滿足無限需求的可能性,使得與互聯網相關的產業形態成了主導產業甚至支柱產業。以電影產業為例,去年院線放映了300多部電影,而網絡上放映了1900多部。院線收入票房不到500億,網絡上前10%的電影票房就達到200多億。
總體上看,我們實現了兩個否定之否定,這也是我們對一百年多年來變化的反思和反應。
國外和我們的情況有所不同,對于傳統文化的保護,中國和西方又有所不同。以建筑為例,歐美國家對歷史建筑保護非常嚴格,效果也非常好,有的整條街都能保存下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西方建筑史主要是由石頭書寫的,中國建筑史主要是由木頭書寫的,相對來說,西方的建筑更加長久;另一個原因是西方制定了嚴格的保護政策,其高度私有化的性質也使得保護更加得力。歷史上,中國對于傳統文化有過切膚之痛,甚至對其深惡痛絕,但一味除舊布新也被歷史證明是行不通的。優秀的傳統文化經過現代轉換必將展現其生機勃勃、化古開新的強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