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審議國務院關于2016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上任兩個月的新審計長胡澤君首次出現在人大報告席。
審計備受矚目,在于其以往的戰績不俗。前任審計長劉家義主政期間,審計署對高鐵項目的跟蹤審計,成為牽出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貪腐案的重要一環。李金華掀起的“審計風暴”,多次公開點名相關單位存在的違規問題。但也要看到,所謂“年年審,年年犯”的問題異常嚴重,甚至歷次審計報告備受關注的問題部分,在特定領域存在的問題多為老面孔。新案例、老套路。此次新任審計長胡澤君的審計“首秀”,披露的問題同樣驚人,2016年度審計署重點審計了中央財政管理和決算草案、部門預算執行、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扶貧等重點專項資金管理使用情況,以及部分金融機構和中央企業,涉及單位7900多個,共移送重大違紀違法線索600多起,涉及公職人員1100多人。
據南都報道,國家審計署持續加大扶貧審計力度,連續揭露扶貧領域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和制度漏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扶貧項目的審計還帶起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首先揭露出問題,推動地方整改和規范,并引起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眾的關注,最終引發扶貧相關領域政策和制度的完善和革新。審計作為行政機關內部關鍵的一環監督設計,其動作、其輻射力不應僅局限在審計一個孤例的努力上,換句話說,輿論對于“審計風暴”的追捧,其基于發現腐敗的迫切固然可以理解,但作為監督設計一部分的審計,事實上不可能獨力完成和回應社會對肅清腐敗的萬千期待。
審計之職責,意在“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促進廉政建設”,制度設計的完善依然有賴具體的實踐。審計怎么做,具體怎么查,如何在行政權力的運轉過程中顯現審計的價值和威懾力,道理或許并不復雜,但執行起來卻不乏區別。以扶貧審計觀之,最需要物盡其用的所在,卻也成為最容易出問題的領域,“假扶貧”、“扶假貧”丑聞頻發。當然也要承認,對扶貧領域的審計加強,也是問題爆出的主要推力所在。而從被審計地方層面,對審計的再認識其實源自審計機關本身的防干擾設計以及對現場核實的看重,“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何止審計如此,監督的力量本就無捷徑可行,也正是在各種調查核實的笨辦法里,問題才會浮出水面。而具體到防干擾設計,則更是審計發力的難度所在,很多問題可能就擺在那里,查還是不查,查到什么程度,都考驗內設于行政序列之下的審計機關本身的存在價值以及行政權的自我凈化能力。“硬是沒給市領導一點面子”不應該僅是具體審計人員的“鐵面”,更應該成為制度使然的慣性。如何確保審計監督的制度剛性,首先要將審計發力與整體行政權力的運行機制本身反復磨合,扶貧審計不是單兵作戰,黨政領導干部的經濟責任審計、國家重大政策貫徹落實情況跟蹤審計、涉農資金審計等各類審計項目都應當遙相呼應、信息共享。新任審計長曾任職最高檢,審計監督與包括監察、檢察在內的監督機制不僅在查案技巧、思路上應有互通,具體的案情溝通也應有數據上的共享。
審計是監督的關鍵一環,看到其重要性,也要明確審計無止境的制度意義。審計發現問題線索,移送涉案人員之后,審計報告是否應有后續的案情通報,具體到責任人和案件進展,從籠統的查處數據或可知審計力度之大,更具體的責任追究則會讓審計威懾力盡顯,讓監督形成合力。“問責風暴”緊隨而至,可能是審計告別風暴的一個契機,于行政權力的運行過程而言,審計無處不在、如影隨形,“風暴”才會歸于平靜的監督常態。“配合機制”和“問責力度”在加強,問責之后的常態監督和制度建設要有能力給權力執掌者以“被關進籠子”的約束感。
“要把審計當作發現問題、改進工作、促進發展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不該被毫無危機感、緊迫感地輕易浪費掉。審計盯緊錢袋子,人大預算決算監督也在盯緊錢袋子,社會輿論更應為各項制度監督提供策應。案件查處走出風暴,制度監督才會真正落地、回到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