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期城市化“茶話”在北京舉行
城市化網訊 (潘國堯報道) 最近一段時間,探討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過程中的各種聲音逐漸增多,特別是關于中國的中小城市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中國的大城市還要不要擴大規模?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快了還是慢了?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政商界和知識界正逐漸成為熱點,表明中國的城市化戰略日益受到各方的高度關注。
為了解讀這些問題,2017年4月23日下午,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辦的第26期城市化“茶話”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會議室舉行,本期“茶話”以“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為主題,邀請了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主講,同時邀請了牛鳳瑞 、胡星斗、歐陽東、楊華彬、彭祥林、王勇等在城市化研究領域和實踐活動中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和企業家展開觀點的碰撞和思想的交流。
“茶話”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城市化》雜志社社長蔡義鴻主持,包括中新社、光明日報、新浪網在內的多家媒體記者參加了本次活動,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也派員參與了會議討論。
李津逵在報告中說,當前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工農兼做”是城鎮化的一種形式,留守農民的數量在不斷減少,不少農民既在鄉下有田地可以耕作,同時在鎮上又從事著一些商業活動;既有鄉下的老房子,同時在鎮里有店鋪,在縣城有給下一代居住生活的商品房,甚至有在省城創業的兒輩孫輩,哪里的公共服務水平更高,農民就在哪里安居發展。李津逵認為,農民主觀上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這正是實施城市化戰略的最基本條件,也表明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在經濟發達地區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李津逵也表示,各級政府應當正確引導農民的城市化步伐,像珠三角一些特大城市的周邊縣域,其經濟發展實力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同時對接大城市的意愿十分強烈,地方政府應當順應這種趨勢,加快當地的城市化水平,在撤縣設市、鎮改市等方面拋棄本位主義思想,努力滿足農民想早日成為市民的愿望,并讓其充分享受城市化帶來的各種利好。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在發言中指出,我國目前仍缺少嚴格意義上的城市統計,國家權威部門公布的654個城市屬于建制市,并非“城市化”概念中廣義的“城市”,許多名為區縣甚至鄉鎮(街道)的行政區劃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面臨著“有實無名”“有腳無鞋”的尷尬現狀——城市命名和定義落后于城市的實際發展,因此,應支持縣改市和特大鎮撤鎮改市。
牛鳳瑞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居住點撤并和農村人口減少成為必然。我國4萬多個建制鄉鎮并不全部具備發展成為小城鎮的條件,因此,以農村縣城所在鄉鎮為基礎發展為小城鎮或小城市將成為我國農村地區城市化的主要方向。
牛鳳瑞最后指出,我國有農村戶籍的實際人口只有約6億人,而還在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已不足3億,從這個角度看新型城鎮化戰略,目前中國的城市數量真的是太少了!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提出者胡星斗在發言中認為,中國的城市,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從數量上看,還都是太少了,現在迫切需要開發連片發展中小城市群。胡星斗指出,隨著大量農民進城,農村的空心化已不可避免,應該按照城鄉一體化的思路,在鼓勵農民進城的同時也要允許城市居民下鄉進行投資和創業,打破城鄉隔閡的二元體制,實現新型城鎮化的大跨越。同時,胡星斗也就政府如何正確對待糧食安全、城鎮化過程中財政轉移支付如何向農村地區傾斜,以及省級行政機構的弱化和副省級城市管理功能的強化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曾經擔任過副縣長的楊華彬在發言中指出,在縣改市和撤鎮升市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一定要端正心態和思路,要把城鎮化過程的利益分配好,不能只盯著行政權力在升級過程中的好處,“城市為誰而生,為誰而立”的問題一定要搞清楚.
北京均友信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彭祥林則從技術升級的角度,指出城市化過程極大地推進了農業現代化的步伐,比如優質教育資源和優質醫療資源完全可以實現遠程共享,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同時可以解決農民看病難上學難以及學區房價格飛升等一系列問題。
有數據顯示,美國2億多城市人口,城市數量達1000多個(也有數據為10100多個),日本1億多城市人口,有787個城市,我國現在是7.7億城市人口,只有654個城市。在654個城市中,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60個,而20萬以下的小城市卻占比不到18%。
無論從城鎮化的發展規律,還是從國際城市發展史的比較來看,城市數量不足已經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塊短板,近30多年的城鎮化加速階段,中國城市的數量不增反降,尤其是中小城市數量占比還在減少,這也是導致我國大城市病突出的一個重要問題,亟需加以解決。
在“茶話”會上,各路專家還圍繞“中國城市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的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