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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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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而言，我們有必要認識到，突破制度性阻礙，將制度變量置于研究紓解就業壓力的首位，這顯然不僅有利于長遠，也更具改革意味。
就業是國計民生之根本，沒有就業，經濟增長成效何以體現，社會穩定何以維系。
就業也是經濟學研究之核心訴求，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皇皇巨著——凱恩斯之《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就是以“就業”打頭。
4月5日，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除部署落實2017年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外，再次將“就業”作為會議的核心議題。會議強調，“確定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促進就業創業的政策措施，堅決打好穩定和擴大就業的硬仗。”
將“穩定和擴大就業”上升到“打硬仗”的高度，這并不是因為我國過去幾年“穩就業”的成績不顯著，而是因為當前我國就業形勢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局部變化。
在2013—2016年的四年間，我國GDP增速處于漸進下行區間，陸續從7.8%、7.3%、6.9%降至2016年的6.7%，但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過去四年，我國城鎮每年新增就業人數卻能夠穩定（2013年1310萬人、2014年1322萬人、2015年1312萬人、2016年1314萬人），基本穩定在1310萬—1322萬人的區間，這顯然是極其不容易的。同時，這一成績的取得，也一舉扭轉了我國既往“經濟增長與就業”近乎同頻波動的關系。
但是，過去四年我國“穩就業”的良好趨勢，卻在今年遭遇到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當然，這種變化是預料中的。其一，美聯儲明確進入強加息周期，這導致我國貨幣政策的相對被動收緊，而貨幣政策的相對收緊（或者說進一步“穩健”），很顯然，會對夯實就業基本面構成壓力；其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已經進入實質性攻堅階段，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毫無疑問會不可避免地擠壓傳統產業的就業空間；其三，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新高，在201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登上700萬人的臺階之后，今年將有可能迎來800萬人左右的高峰，而這顯然會進一步增添全社會的就業壓力。
在今年“穩就業”壓力陡增之下，會議要求“在落實好已有政策的同時，推出促就業新措施”，“新措施”主要有五條，第二條至第五條主要側重于“針對不同群體的就業創業需求，給予針對性的就業創業支持”，而“新措施”的第一條，表面上看貌似缺乏針對性，事實上卻最具全面統籌之效——制定財稅、金融、產業等重大經濟政策時，要綜合評價對就業的影響，促進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聯動，結構優化與就業轉型協同。
制度變量才是紓解就業壓力的核心命題。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制訂財稅、金融和產業政策時，均將GDP增長作為核心、甚至唯一的訴求，而在2010年之后，我們對相關重大經濟政策的制訂，在依然重視GDP增長的同時，也僅僅兼顧到單位能耗和環境等要素，但是，一直以來，我們近乎所有的重大經濟政策制訂，均相對忽視了其對就業影響的系統評估。
就財稅政策而言，近兩年，部分地方政府在加大傳統基建投入時，也屢將“穩就業”作為借口，但是，一者地方政府在加大傳統基建投入時，理應平衡好自身的財政收支狀況、以及基建水平與地方經濟的匹配度，二者加大傳統基建投入對“穩就業”的促進，往往僅是一次性的、或階段性的，這遠不如釋放政策紅利增強當地經濟的內生活力，更有利于當地中長期的“穩就業”。
就金融政策而言，盡管近年來我國直接融資市場占比逐年上升，但是，在整體依然過于依賴間接融資市場（以信貸為主）之下，我們過度強調固定資產擔保的銀行信貸政策，很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一傳統信貸政策對新經濟、以及新興就業市場的傷害——因為，相比傳統產業，互聯網等新興產業先天依靠無形的智力資產、而不是有形的固定資產。
再就產業政策而言，還以互聯網產業為例，我們可以討論兩個方面，一是產業政策有必要相對差別化，手游類企業和O2O類企業都屬于互聯網產業，但是，相比手游類企業，O2O類互聯網企業顯然可以帶動更多的間接就業崗位，二是部分地方性政策，在傳統的思維慣性之下，沒有考慮到新經濟業態對增加間接就業人數、以及靈活就業人數的促進作用，比如在汽車共享出行領域。
之于當下而言，我們有必要認識到，突破制度性阻礙，將制度變量置于研究紓解就業壓力的首位，這顯然不僅有利于長遠，也更具改革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