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韓國的城市化進程早于中國約30年，在亞洲最接近中國國情，對中國最有借鑒價值和參照。
韓國與中國的現代化擁有基本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社會基礎。盡管1446年之后韓國創設了拼音字母，但整體上官方還是使用漢字作為官方文字，包括紀年也都是用中國的年號。在前現代化的時代，韓國與中國一樣都是亞洲的農業國，前往韓國民俗村旅游的中國游客，看到的是與中國東北鄉村生活幾乎一樣的傳統生活方式。由于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韓兩國分別在50年代和80年代開始了進入由工業化帶動的加速城市化階段。
一、先行一步的韓國
韓國城市化的過程表現出清晰的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城市化，即人口隨著工業化向大城市集中；第二個階段是都市圈化，即大都市例如首都周邊城市群的形成；第三個階段是鄉村現代化，這是通過人口向鄉村的回流和鄉村人口結構的優化。當下階段，正處在都市圈充分發育，并且開始了城市居民“歸農”與“歸村”的趨勢。這幾個前后相繼的階段有著內在的規律，因為城市文明首先出現在大城市，農業轉移人口只有走進大城市才能更方便地找到非農就業的機會和城市公共服務。因此韓國在城市化的初期，表現為鮮明的大城市化。有韓國專家和我們討論，他們善意地提醒我們中國在城市化起始階段人為控制大城市，大力發展小城鎮可能在決策上是欠妥的。隨著大城市的發展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水平提高，必然要有新的產業機會外溢到大城市的周邊，也就是在城市圈形成的時代才會有小城鎮發展的機會。
大城市化階段的完成就是首爾的跨越漢江發展。汝矣島（Yeouido）是流經漢城（今首爾）漢江段上的一個面積8.4平方公里的小島，這個百年前荒無人煙的小島如今人口已達3萬多。1970年開始韓國政府就通過架設大橋、搬遷韓國國會議事堂和韓國證券交易所等方式將部分首都功能向島上疏散。2002年，在首爾市長李明博任期內，汝矣島作為金融聚集區開始進入全面開發階段。2009年1月，韓國國會通過了《國際金融中心的法律》，將首爾汝矣島指定為國際金融中心。紐約銀行、大和證券、ING資產管理及房地產資產管理、德勤等五、六家外國企業紛紛入駐，新建辦公樓出租率超過80%。汝矣島現在已經成為韓國首屈一指的綜合金融中心區，成功為首爾奠定了在全球金融城中的地位。除金融之外，汝矣島也是LG電子公司、MBC和KBS電視臺的總部所在地。首爾的地標建筑“首爾國際金融中心”、“大韓生命63大廈”及全球最大的基督教教堂汝矣島純福音教會也屹立島上。
都市圈化以1982年頒布的《首都圈管理法》為起點，確定了以首爾為中心的都市圈的邊界，范圍包括首爾特別市、仁川廣域市和京幾道，以及水原、城南、東川豆、光明、松炭、安養、富川等城市，土地面積11726平方公里，占韓國國土面積的11.8%，人口2300多萬，占韓國人口的近一半。如今首爾都市圈已是世界五大都市圈之一。都市圈發展的主角是京畿道，在韓國，京畿道基本上就是圍繞著首爾和仁川的都市圈地帶，其地位相當于中國環繞了京、津兩個直轄市的河北省。京畿道位于韓國的西北部北隔三八線與朝鮮接壤，西臨黃海與山東青島相望。四通八達的軌道交通線像巨大的蜘蛛網，將首爾與京畿道緊緊連接在一起，使京畿道漸漸成長為龐大的首都圈，首爾市只有600平方公里，京畿道的面積1萬平方公里，在2003年，京畿道人口超過了首爾，并從此距離逐漸拉開。2010年至2015年，作為首都圈的京畿道人口進一步突飛猛進地增長，五年之內人口增長了約20%，經濟、文化、政治都在不斷提升影響力。如今，京畿道無論在人口、產能，還是生產總值在韓國都是名列前茅，超過了首爾市。
都市圈的發展并不是遍地開花，它表現為以大都市為中心的交通網絡的發育和全域通勤方式的出現；以大都市為指揮中心的區域產業結構的形成；還有區域內各具特色的新城涌現。例如京畿道城南市板橋科技谷就是這樣一個在十年內崛起的產業新城。板橋科技谷位于城南市盆塘區，板橋在行政上原是盆塘區的一個“洞”，類似于中國行政區劃中的街道。板橋科技中心面積70平方公里，規劃90萬人，有多條軌道交通交匯于此，入駐了上千家高技術企業，提供就業崗位7萬個，韓國朋友估計現在這里居住的居民約5萬人，去年產值已超過了韓國的汽車出口額。新城的規劃高度尊重當地的自然條件，為橫穿新城的一條小河留出足夠的行洪范圍，河流與荒草坡岸構成了穿過新城的一條生態走廊。新城的穩靜交通令人印象深刻，與步行街交叉的機動車道一定會留出路拱以降低車速。新城與上一代的科技園不同，通過土地功能的混合利用營造“在工作中生活，在生活中工作”的環境，高層的辦公酒店樓宇的首層至三層是豐富多彩的餐飲休閑。盡管上下班時間從軌道交通站向著周邊出現鐘擺式的人流，傍晚時分的步行街非常富有生氣。
鄉村現代化的過程在當下初現端倪。從韓國先行一步的城市化進程可見，大都市化——都市圈化——鄉村現代化，是一個承前啟后的必然過程，猶如自然界中的重力法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近年以來，韓國鄉村人口的下降趨勢開始減緩，鄉村人口結構已經開始發生改變。韓國國土海洋部2013年發布資料，韓國城市化率為91.04%，同比減少0.08個百分點，是自1960年以來首次出現減少，這是因為出現了城里人“歸農”和“歸村”的趨勢?！皻w農”是指城市居民通過繼承買賣等方式取得鄉村農用土地，并經營農業的過程，“歸村”是指城市里的居民取得鄉村住房并到鄉村居住的過程。有了“歸農”和“歸村”，鄉村里的人口結構就開始發生變化。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就出現了新的契機。同時，韓國鄉村公共服務水平也在提升，任何一個鄉村都可以在半小時車程內到達一座醫院?？梢灶A見，一二十年之后，韓國由于市民下鄉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提升的結果，城市的資本、人口和文明向鄉村擴散，將使韓國出現西歐、北美那樣生態環境優異、生活服務現代化的鄉村，出現越來越多旅游度假的勝地。
二、法規制度的差異
中韓兩國法規制度差異是我們借鑒韓國城市化時應該考慮的重要參量。
首先是農地制度上的區別，中國城市化繼承了人民公社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遺產，這是當前制約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瓶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首先放開了農產品的市場化，一舉解決了中國人的菜籃子和米袋子，告別了饑餓、告別了“糠菜半年糧”；接下來放開了農村勞動力市場化，每個農戶可以自行安排勞動力的投入方向，農民工自由進城打工掙出了一個世界工廠，身后家鄉的農業產值還連年增長；但是土地——農村宅基地和耕地依然沒有市場化，這使得城市里有志于農業的人無法下鄉務農、希望鄉居的城市居民不能合法在鄉村買房、走進城市的農民無法將身后資產變現。而在韓國，任何城市居民都可以象買賣城市房產一樣自由買賣鄉村的房產，不存在城市居民到鄉村居住的制度障礙。城市居民大量購買農村耕地后會不會有農地撂荒的風險呢？韓國政府要求繼承和買了耕地的城市居民，每年必須提交有關工作、雇工等方面的報告。這種城市和鄉村雙向流動的實踐，在經過有效的政府規制之下并沒有出現大量土地撂荒，也沒有出現農民流離失所的問題，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借鑒。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中央向地方的放權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也使地方之間難免出現惡性競爭。在韓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比為八比二，中央政府在跨行政區的規劃建設中有足夠的統籌協調能力。例如在建設首都圈中，軌道交通已經將包圍首爾的京畿道密織成網。
行政區劃上的差異也很有啟發。韓國首都首爾市的面積僅600平方公里，因此首都圈的兩個國際機場、一個深水港都不在首爾市區，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當新產業、新業態、新項目不斷涌現的時候，首爾市既沒有空間也沒有資源壟斷這些新機會，“肥水”必然要流入外人田。中國的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都不是單純的城市，而是一個包含了廣大農村的城鄉區域，例如北京的面積達17000平方公里，接近首爾面積的30倍，無論是“騰籠換鳥”還是“退二進三”都在自家院子里折騰，假如沒有“京津冀一體化”的國家戰略，等白了頭也輪不到河北，這也是與韓國不同的制度條件。
三、歷史文化的差異
韓國地處東北亞，與中國東三省氣候相若。韓民族是稻作民族，其生產方式與中國的南方更為相近。近代以來中韓兩國與日本不同，都是被動地向西方文明開放。在周邊大國爭雄之下，韓國在1910年至1945年經歷了35年的亡國階段。朝鮮戰爭之后韓國進入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陣營，與亞洲其他三條小龍一樣，韓國也借助于高度的集權體制贏得了經濟的起飛。有幸的是，韓國民眾和學生通過對李承晚、樸正熙和全斗煥政府激烈的民主抗爭，制衡了集權體制走向獨裁統治的傾向，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享有了30年的和平發展。韓國朋友說，當下彈劾樸槿惠的大規模示威是戰后韓國第四次民主運動。在示威的主場地光化門前世宗大道上，民眾與警察雙方都表現出極大的理性。民眾沒有過火的行動，警方也沒有使用催淚彈。2016年12月23日是星期五，我們在世宗大道上看到的警察手持的是閃光的交通指揮棒。韓國朋友說這一輪運動沒有打碎一塊玻璃，這讓我想起在捷克的布拉格，人們也說十個月脫離蘇聯體制的示威沒有打碎一塊玻璃，因而被譽為“天鵝絨革命”。
稻作民族善合不善分。我曾在中國吉林延邊州考察時聽說，當地有朝族村也有漢族村，人民公社時期朝族村生產生活比漢族村好，分田到戶后漢族村比朝族村強。城市化就是讓人們離開熟人社會走進高密度大規模的陌生人社會，韓國的城市居民依然能夠在陌生人之間建立自己的城市居民自治組織。每一個小區都有居民自發地組織起來，約定自治的規章，行使自治的職能，這種地方自治的能力也許才是新村運動真正的遺產。中國城市的基層社區，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統一配置下來，連居委會的負責人都要領取政府的津貼，這種文化傳統的差異使中韓兩國在城市化中有了不同的表現。
馬克斯·韋伯說傳統中國沒有城市社會，我們不應憑感情拒斥這個判斷。專制不是暴君的一廂情愿，而是暴君與順民共謀的結果。順民選擇專制經過上千年的理性評估，因為權力被剝奪的同時也可以把責任推出去。設想一下，在忙活了自己的生意之余每天還要拿出大量時間去關心和維護陌生人之間的公共利益，我們真的有這種傳統嗎？當我們的社區改選居委會的時候，我們會積極地參選或者投票嗎？可是，與我們有著上千年同樣傳統的韓國人做到了。這就給中國人一個啟示，城市的社區自治以至于市民社會的民主法治，是一個可以成真的中國夢。
借鑒韓國經驗需要長期跟蹤，例如對韓國“新村運動”的研究似乎就缺少連續性。從樸正熙執政的七十年代開始，韓國發起了“新村運動”。這場運動對于激發韓國社會團結互助的精神非常有效，因此“新村運動”擴展到了城市社區和工礦企業。由于新村運動正好吻合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題，于是便有主題先行的調研，似乎新村運動可以成為建設新農村的佐證。但是由于城市化規律的重力法則，不少韓國新村運動中建起的新村，由于沒有產業下鄉、沒有城市人口和資金下鄉，很快便出現了人口的空心化。當初宣傳新村運動的韓國專家也不再提新村運動了。
如果持續跟蹤韓國城市化的最新進展，例如市民“歸農”“歸鄉”給鄉村發展、農業生產帶來的影響；例如大都圈內職住一體新型小城鎮的建設等等，一定會對中國當前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和特色小鎮發展，未來的鄉村現代化發展等等找到非常有價值的借鑒。
?。ū疚牡靡嬗谂c京畿道研究院李洙行博士的討論，并參考了：①【李忠帶你游世界】韓國硅谷——板橋新城2015-11-11 ；②孟育建：韓國首爾都市圈的擴展與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2014年0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