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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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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進了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流動，從而使城鎮人口急聚增加，直接加大了城鎮的醫療需求，推動城鎮醫療衛生資源的供給增加。楊希忠認為，受生活水平、倫理觀念、健康意識等的影響，加上農村地區醫療水平不高、患者對基層醫療水平不信任等因素，使得患者的就醫行為發生改變，小病大治、舍近求遠，造成城市醫院“車水馬龍”，基層醫院“門可羅雀”。 以北京為例，獨特的醫療資源優勢使得每天全國約有70萬的患者進京看病，給這個原本就有2000多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增加了巨大的負擔。
嚴酷的現實是，城市醫院為了解決門診與住院量激增問題，不斷加大建設、擴張床位、引進人才，與此同時農村基層醫院床位使用率不斷下降、人才持續流失。隨著近年我國醫療人事制度的改革，醫學畢業生和醫院實行雙向選擇，許多醫學畢業生不愿意到基層就業，這些原因導致城鄉醫療衛生資源失衡加劇。隨著農業轉移人口的加速市民化，未來城市將面臨更為突出的醫療支出性風險。通過醫改釋放改革紅利提高人民福祉，無疑是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務本選擇。
看病掛號的人群
目前政府公共醫療支出不足和分配不合理，導致推進中的醫改面臨著復雜的利益糾葛。以基本藥物制度為例，盡管發改委等通過嚴控基本藥物價格，以減輕居民負擔，但由于大量對腫瘤等慢性病有效的藥物不在基本藥物目錄內，導致了基本藥物制度不僅未有效改善居民看病貴問題，反而增加了居民的自付水平。如2013年的醫療衛生改革提出在所有醫療機構提高基本藥物用藥量，但二三級醫院的基本藥物用藥最高也僅50%，很難有效降低居民看病貴問題。盡管加大了對新農保參與者的大病報銷比重，但因大量對慢性病有效的藥物不在醫保范圍，導致患者實際需自付90%左右的真實醫療支出，因此額外的50%自費報銷實際僅占患者真正自付費用的一小部分；退一步說即便患者所有自付費用都可通過大病醫保報銷一半，很多農民患者也支付不起另外一半費用，因為目前惡性腫瘤的平均治療費用在15萬元以上，這對農民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而大量財政公共醫療支出用于公務員的公費醫療和醫療衛生基建等，不僅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性使用，即享受公費醫療的公務員和老干部，大量占用醫院的床位等，而且增加了醫院走出以藥養醫經營模式的難度，即由于政府公共醫療支出比重下降和分配不合理，衛生管理部門以允許醫院以藥養醫，而換取醫院對減少財政補貼的支持。而這種以藥養醫一方面扭曲了醫療市場價格，導致醫生的醫療服務價格和醫生收入低，而藥價奇高，及醫院不愿售賣基本藥物，另一方面以藥養醫實際上蛻變成一種體制外補體制內的價格剪刀差，增加了居民的看病貴和看病難。
有學者表示，要有效推進醫療體制改革，其前提是政府持續提高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并取消公務員和老干部的公費醫療待遇，把公務員和老干部納入現行的醫保體系，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以適應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12月27日，國務院發布了《“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提出了到2020年需要完成的包括基本醫保全國聯網、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形成等19項目標，標志著“十三五”時期中國醫改路線圖正式出爐。
為緩解群眾看病貴問題，《規劃》提出，到2017年，全國公立醫院醫療費用增長幅度力爭降到10%以下；到2020年，增長幅度穩定在合理水平，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將下降到28%左右。2017年，國家將會進行一部分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試點，按照病人可能患有疾病病種的標準診斷流程來支付費用。到2020年，這項改革將覆蓋到我國所有的醫療機構和醫療服務。屆時，普通人看病按項目付費的比例將大大降低。
破解群眾看病難是中國醫改的又一個課題。看病難問題主要根源于優質資源供給總體不足、優質資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就醫秩序混亂三個方面。《規劃》首次將開展分級診療制度試點放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首位，提出到2017年，分級診療政策體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地市開展試點，到2020年，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在各地形成。
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就是通過建立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就醫新秩序，扭轉大醫院人滿為患、供不應求，而社區、鄉鎮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卻門可羅雀、資源閑置的現狀，將“全國人民上協和”轉變為“使最有需要的患者能及時上協和”。可以通過對不同級別醫療機構設置差異化的醫療服務價格與報銷比例，利用經濟杠桿引導分流患者就醫，但關鍵還是在于根據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功能分工使醫療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簡單來說，就是“大醫院要舍得放，基層要接得住，患者要愿意去”。分級診療的基礎在于形成“基層首診”就醫模式，使小病、普通病在基層得到解決，使醫院、大醫院回歸到大病、重病的救治上來。
對此，《規劃》強調，將推進大醫院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科醫生與專科醫生的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鼓勵大醫院醫師下基層、退休醫生開診所。到2017年，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覆蓋率達到30%以上。到2020年，力爭將簽約服務擴大到全人群，15分鐘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圈基本形成。
同時，為減少群眾異地看病不斷“跑腿”“墊資”，《規劃》要求，2017年我國將推進基本醫保全國聯網，基本實現符合轉診規定的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到2020年，基本醫保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建立醫保基金調劑平衡機制，基本醫保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穩定在75%左右。
國家衛生計生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2017年2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全國各地運用信息化手段，進一步優化服務流程、提高服務效率、改進服務質量。截至2016年底，1378家醫療機構提供移動支付結算方式，同比增加710余家；1445家三級醫院建立信息庫，為患者提供信息查詢和推送服務，同比增加200余家；三級醫院預約診療率平均達到38.6%，同比提高6.5%，3329家醫療機構實現分時段預約診療，有效減少患者的候診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醫保異地就醫結算還需要增強醫保待遇的“可攜帶性”，真正惠及全國2億多異地安置退休人員和流動人口。醫療APP就具備這種“可攜帶性”。比如，在微醫APP上，用戶可以通過向全國800家國際級重點三級醫院進行預約掛號，直接在線咨詢醫生，同時還可以享受病歷管理和醫院地圖等細致服務。
長期以來，我國針對公立醫院醫務人員的薪酬標準管理采取了與一般性事業單位相同的政策，不能體現醫療衛生服務作為一種高度專業化的復雜勞動的正當價值回報。只有合理提高醫務人員的薪酬水平，充分體現醫務人員勞務價值的市場回報，才是從根本上使醫生回歸“看病”角色、破除“以藥補醫”、防范誘導過度醫療的主要途徑。同時，也只有提高整個行業的薪酬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從事醫療工作。提高醫務人員的薪酬水平，必須“破除低價醫療的迷思”，合理確定各類醫療服務的價格，徹底扭轉“拿手術刀的不如拿殺豬刀的”局面。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看來，我國一方面應當完善和整合醫療籌資體系，另一方面要改革醫療服務體系，改變醫療資源分配“倒三角”狀況，解放醫生，鼓勵社會辦醫，增加醫療服務供給，在此基礎上切實降低民眾醫療負擔，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
2016年12月24日中午，央視新聞等同時直指醫療行業中藥品回扣，以及虛高藥價背后巨大的利益關系。號稱“歷時8個月調查了6家醫院后終于揭開的秘密”，實則向公眾透露了本次央視的報道并非常規新聞監督，而是計劃已久，甚至是配合“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這一政策有意為之。盡管醫改的計劃派和市場派仍有不少的爭議，但是對于醫療領域的腐敗問題要嚴打，應該是已經達成了共識，并且進入了實質性實施階段。
最新的親民政策是：2017年2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公布《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醫藥代表只能從事學術推廣、技術咨詢等活動，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其失信行為記入個人信用記錄。有媒體以“國務院一紙公文300萬人將失業，為何大家拍手叫好？“為題進行報道，成為微信朋友圈當天刷屏的熱點新聞。
眾所周知，“回扣“只是我國醫療領域腐敗病灶的表象，此次中央劍指的無疑是“醫療體制”的頑疾。
2017年1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考察云南白藥，希望云南白藥更好地發展民族醫藥。總理說：“你們研究的天然藥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要博采眾長，結合現代理念技術，做大做強保健醫藥等大健康產業，扎根中國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