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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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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與陽光之港——中英兩位企業家和他們運營的城鎮
時間:2017-02-21 21:52:26  來源:城市化雜志  作者:李津逵 

  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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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西部有一座小城叫北碚,從城北的嘉陵江順流而下就是一座大城市叫重慶。去過北碚的人一定會留下美好的印象,說她是中國西南最漂亮的一座小城恐怕也不過分。我對北碚神往已久,源于我所敬佩的一位企業家盧作孚。北碚是盧作孚精心規劃經營的一座小城市,無論實業救國、文化教育還是鄉村建設在民國時代都堪稱典范。今年7月初我第一次來到北碚,一走進這座步行尺度、宜人街區和茂盛的民國法桐樹蔭遮護的城市,馬上聯想到遠在英格蘭的另一座小鎮。

  在英格蘭的西部也有一座小城名叫陽光之港,沿著城北麥西河順流而下便是大城市利物浦,19世紀80年代一位叫威廉·利華的企業家在利物浦對岸的鄉村為他的公司規劃建設了這座小城鎮。今天,當聯合利華公司已經享譽世界的時候,作為這家公司最初的發源地的陽光之港,已經被整體列入英國歷史文化保護名錄,使這座美麗寧靜的小城充滿了文化遺產的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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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作孚和威廉·利華

  盧作孚是合川人,他的家鄉就是南宋末年抗元聞名的釣魚城。他出生于1893年,一生始終走在探索時代走向的前列。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從事反清保路運動;“五四”運動時期接任《川報》社長兼總編輯,參與李大釗等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在川南開展通俗教育活動,1924年到成都創辦民眾通俗教育館,象今天許多滿腔熱血的公益人士一樣興辦各種陳列館、博物館、圖書館、運動場、音樂演奏室、游藝場。也許正是在新聞、教育、社會建設過程中感受到資本的重要,轉而走上“實業救國”之路。

  1925年秋,盧作孚與一幫同人集資募股創辦民生輪船公司開辟了川江航運。不久就憑借優質的服務走出川江、走向長江,在競爭中擊敗各國對手成為長江航運業的翹楚,一直走向大海??箲鹌陂g民生公司承擔了長江中下游國防工業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在40天的時間里完成了兩年都難以完成的運輸量??箲鸢四昝裆?6艘船被炸,其中9艘被炸沉,117位民生公司的員工殉國??箲饎倮螅裆镜臉I務覆蓋了中國沿海,并遠達日本和東南亞。1950年6月,盧作孚懷著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從香港回到了北京,并且指揮公司在加拿大和香港的18艘船只都駛回了國內。

  在大規模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前,他率先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設想。1952年2月8日,在“五反”運動中,為中國近代運輸業、城市化和鄉村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盧作孚難以承受無端的屈辱,服過量安眠藥辭世,民生公司也在公私合營之后與眾多民族企業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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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利華的創業比起盧作孚要早大約40年。19世紀80年代利華兄弟兩人看準一款以植物油脂制造肥皂的專利,便和發明人一起創辦了利華兄弟有限公司。1888年 之前“陽光牌肥皂”已達到了每周 450 噸的產量,利華公司生產的香皂也用在了泰坦尼克號郵輪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少利華兄弟有限公司的員工戰死沙場,他們的名字鐫刻在陽光之港小城中心的紀念碑上。1930年利華兄弟有限公司與荷蘭一家公司合資組成聯合利華公司,如今已是世界500強,在全球護膚品、洗滌用品制造廠商中名列前茅。聯合利華僅在中國銷售的品牌產品就包括:個人護理用品的中華、潔諾、夏士蓮、力士、旁氏、多芬、凡士林,奧妙、金紡;茶包品牌有立頓;食品類有和路雪等等。

  城市自治的偶然與必然

  1926年,盧作孚受命擔任江巴壁合三峽峽防局的局長,在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道路上拼搏了十多年的他獲得了一個全面推動地方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舞臺?!氨R作孚看得很清楚,峽防局相對獨立,除川省最高長官之外,無需迎合各級官員。峽區之內,軍令、政令都出自局長一人,做事無人掣肘。下轄39個鄉鎮,擁有一個縣的容量,足夠施展他的才能了。因此,現在看起來,北碚是中國大陸由國人自己創建的第一個特區?!睆拇?,盧作孚開始了對北碚的持續經營:經濟建設方面興建鐵路、開發煤礦、辦紡織工廠;城鄉建設方面修公路、開運河、辦農場、辟公園、修建體育場、設醫院、鄉村電話網;文化教育方面創立中國唯一民辦科研機構——中國西部科學院,建立“兼善中學”等各種學校。

  北碚在一個特殊的年代里獲得了一個城市自治的窗口期,峽防局有武裝、民生公司有產業、盧作孚有遠大的社會理想。這樣,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所說的“安全、繁榮、神圣”這三個條件都具備了。

  今天,原峽防局所在的文昌宮已建成盧作孚紀念館,陳列著《北碚建筑規則》這樣專門指導城市規劃、建筑的技術文件,還有針對教育衛生工業農業各個方面發展的《嘉陵江三峽試驗區建設規劃》。北碚的城市肌理是典型的街區式,南京路、廣州路、中山路橫平豎直。城市中心有街心花園,依山臨水有公園、體育場、滑翔機場。城市公共服務有學校醫院、西部科學院。北碚是一座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城市,實現著盧作孚“現代化”的理想。

  民營企業承擔的地方自治在中國是非常偶然的現象,近代百年中國在北碚和南通之外,如果再找擁有社會治安、經濟發展與城市自治相對完備的城市,就只能是上海公共租界那樣的條約開放口岸的特殊區域。必然性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示出來的,北碚和南通的成功順應了社會進步的趨勢,證明了中國人有能力運作一個城市自治體系。

  相反,城市自治在英國卻是普遍現象。英格蘭的城市繼承了從古希臘地中海城邦自治,和熱那亞、威尼斯等中世紀意大利城邦共和國,一直到漢薩同盟城市自治的傳統。19世紀60年代以來,當英國的城市化出現郊區化趨勢的時候,許多企業家就在大城市的郊區建起了圍繞企業生產功能布局的小城鎮。例如利物浦麥西河對岸的伯肯海德就是由一位名叫威廉·萊奧德的企業家在建設自己的造船廠、鋼鐵廠的同時,又以一個公共經濟的運營者身份從英國皇室得到特許權,規劃建設的一個新市鎮。伯肯海德市鎮的公共財政由一個市政委員會掌握,委員會以民主程序決定城市的稅收和支出,與萊奧德自己企業的財務無關。就是在伯肯海德,1850年代由市政委員會決定修建了后來影響紐約中央公園構思的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公園”。

  企業家不僅創立自己的企業,而且為他的員工建設有尊嚴的居住區、進而建設一座擁有公共服務、充分自治的城鎮,這樣的歷史在英國至少還可以上溯一百年。巴斯的拉爾夫·艾倫,一位對英國郵政體系做出貢獻的改革家,用他郵政改革取得的財富開發了專門開采巴斯石的礦場。他為自己的工人建設的別墅至今已成為巴斯的歷史文物。他在19歲的時候當上了巴斯的郵政局長,49歲那年也就是1742年當上了巴斯的市長。私有財產在英國得到了法律的保護,企業家主持運營的城市或者公司新城,其規劃與建筑同樣受到法律的尊重與保護,這些在英國既是常識也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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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北碚偏巖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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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靜的陽光之港和暄鬧的北碚

  2013年春日里,我們搭上利物浦開出的早班列車來到陽光之港,這座當年以陽光牌肥皂的品牌命名的工業小鎮,如今是英國歷史文化保護區。站臺上非常安靜。兩個穿著工裝、師徒模樣的人略帶羞怯地指給我身后城市中心那條通向利華夫人藝術館的景觀廊道。由于頭一天看過了陽光之港的城市規劃,很快就循著景觀廊道找到了小鎮的方位感。

  景觀廊道的周邊是陽光之港的城市中心。利華夫人藝術館陳列著利華先生從世界各地收集的藝術品,精彩紛呈、美輪美奐。尤其是一些來自中國的青花瓷令人大開眼界。在這個免費的藝術館里你可以逛上一天,直到臨出門才看見一個自愿的捐款箱。

  在景觀廊道的另一端是世界大戰紀念碑,那上面鐫刻著在大戰中為國捐軀的利華兄弟公司職工的姓名。紀念碑的不遠是陽光之港博物館,北側是一座20世紀初建設的基督教堂,可以供兩千人同時祈禱。教堂的西側是小學校,東側方向就是陽光之港的工廠區。從紀念碑向著工廠區走,路的右手邊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當年是一個露天游泳場,現在改成了一家專賣園藝用品的連鎖商店叫做“花園中心”?;▓@中心與火車站之間是一個劇院,從廣告可知,至今這里依然不斷地推出各種各樣的演出,所有這一切都在步行距離之內。

  陽光之港是威廉·利華社會理想的一個空間載體。他希望勞資之間“從生意關系還原為基督徒之間的關系,回歸到美好的往日時光里家人般的手足情誼。”按照威廉·利華對工人們的話說,假如我把錢都發給你們,你們就可以去買酒、買糖果、買烤鵝。但假如這些錢由我來幫你們打理,我將為你們提供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的住房、舒適的家和健康的文化娛樂。他請了三十多位建筑師為他的工人設計了不同風格的住宅。今天我們走進陽光之港,所看到的這些景觀和建筑令人信服地證明這是企業家為工人設計的宜居宜業的健康之城。

  陽光之港誕生的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城市化正越過加速階段的中間點,并大踏步開始了郊區化的進程。麥西河對岸的維勒爾半島便成了利物浦郊區化的首選之地。陽光之港在規劃和房屋設計上都引領了時代潮流,工人住宅有紅磚突窗的維多利亞式,也有黑瓦白墻仿佛中國西南川斗式的都鐸風格。這些美侖美奐的工人住宅完全顛覆了《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留給我們的印象。網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心中的陽光港”,作者評論陽光港“建筑都是成組成團,十幾戶二十幾戶圍合起來,造成一種舒適親切的小村莊的氛圍”,又如“房子沒有閉合的院子,出門就是公共空間和草地。可見,利華先生要的是一種類似社會主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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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年露天游泳場改造成的花園中心里,我遇到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曾經在南方不遠的一座城市切斯特做飛機工程師。在7年前退休之后到陽光之港買了一套房子養老。他告訴我說法律規定這套房子的外立面不能有絲毫的變動,住戶只能在房子的內部做一些適于生活的裝修。老人還告訴我,在維多利亞時代,關心工人福利住房并且努力去實踐的企業家不僅利華一人。

  今天,陽光港已經匯入了麥西河南岸連綿的都市帶,河底隧道、城際鐵路、高速公路、便捷的公交車將這個都市帶變成了一個整體“通勤區域”。人們在這里上班,住在別處,或是住在這里在他處工作已經很尋常。但是,歌劇院依然上演著節目,利華工廠依然在生產,陽光港在學校下課的時候充滿了孩子們的歡笑。特別是當你從“小崗橋”走下來,從散發著典雅的維多利亞氣質的建筑和百年古樹之間穿過,來到火車站方便無比地乘上城鐵,回望這個世外桃園的時候,你一定會感動,為這個世界上曾經以藝術家的激情工作和創造的人們。

  花園中心內另外的一些客人,多半是祖父祖母帶著孫子孫女到這里來購物休閑。林蔭道上園林工人一邊給大樹修剪枝葉,一邊將剪下的樹枝粉碎之后撒在樹根的周圍,博物館中間參觀的人也并不很多,只有到下課的時候,小學校的操場里就像飛來了滿樹的麻雀一樣歡聲動地。今天居住在陽光之港的人口不足兩千人。

  與陽光之港的寧靜完全不同,在北碚的輕軌終點站的周圍、在中山路步行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群絡繹不絕,參天大樹遮蓋的樹蔭之下洋溢著紅油火鍋、麻辣燙令人振奮的香味。北碚也是一個集產業、文化教育、居住生活于一體的山水園林城市,但人氣之旺盛令陽光之港無法相提并論。閑坐在公園椅上的老人友善地打量著來往的游人,路邊擺著各種專業的工具等待見工的農民工蹲成一圈一圈打撲克下象棋。推車挑擔或扛著棒棒的鄉下農民售賣著他們新鮮的油桃、李子、蜜桃和葡萄。無論是臨街的鋪面還是店家的擺設都井井有條、干干凈凈,輕軌站前出租車排成一列,秩序井然,讓人感到跨越80年社會建設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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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路邊館中的重慶小面,麻、辣、香、爽,誰能抗拒得了如此的美味啊。

  比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北碚,當年的平房和吊腳樓今天都已經長成了多層甚至高層的樓房,70平方公里居住了70萬人口。從小生長在北碚的親友們會說當年放學就趴在博物館臺階上做作業,會說文昌宮里哪間房住的是哪個同學家,會說博物館的走廊是兒時最美好的記憶。我便沿著他們的講述在城中漫步,往往步換景移,意外發現了印象中的景點。

  當年盧作孚建設的火焰山公園后來叫作北碚公園里,地方政府專門辟出了一片園中之園,名為“作孚園”。夜幕初降時,在他挺直清癯的漢白玉身影下是一群剛剛跳完廣場舞的大媽和大嫂,在這里用力拍打著相互的筋肉,發出震天的響聲。走出公園,廣場舞的節奏、卡拉OK的嘶吼讓整個一條中山路充滿了活力的噪動。到了22:00點,所有經過揚聲器放大的音響齊齊靜了下來,讓你享受一個可以沉浸夢鄉的夜晚,到第二天清晨,再隨著太極拳的音樂和摩托車的嘟嘟聲繼續開始喧鬧快樂悠閑的一天。

  陽光之港是英國工業革命一百年之后城市化進入了郊區化階段的產物,陽光之港的寧靜是典型的英國大都市郊外居住區的氣質。

  北碚則誕生在中國工業化剛剛起步的階段,建設動力不是大城市人口的疏散,而是鄉村人口的聚集。而真正大規模的聚集是在盧作孚逝世40年之后,當中國重新對人類先進文明開放,重啟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加速城市化階段,重慶主城已經長成千萬人口的大都會,而北碚也自然成為人氣旺盛的小城市,她的的暄鬧是川渝地區城市共同的特點。

  “紳士”與“君子”

  如果用一個詞來描述威廉·利華和盧作孚,我愿意用“紳士”和“君子”。“紳士”一詞產生于英國工業革命時代,不一定出身于貴族的資產階級一旦富裕起來免不了種種暴發戶的丑行,于是就有人營造了一種專門培養上流社會教養、禮儀和品味的環境,溫泉之城巴斯就扮演了這樣的環境。在那里看似無所事事的有錢人在一起附庸風雅,其實是在陶冶著他們的品格和情操,磨練著他們對英格蘭這個在苦難和戰爭中崛起的民族國家的責任感。當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的時候。就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紳士克盡職守維護著英國法律、社會秩序,在世界各地有許許多多關于紳士們面對生死存亡不愿丟下老弱婦孺而以身殉職的故事。世界的歷史是一幅彩色的圖像,用黑白照片只能拍出殖民地的壓迫和反抗,而用彩色照片就可以看到文明植入的秩序、紳士的人格力量。一旦紳士創業成為企業家,他們往往就變成了慈善家。威廉·利華是這樣、威廉·萊奧德是這樣、拉爾夫·艾倫是這樣,之后美國的卡內基、洛克菲勒也是這樣。

  比起英國的紳士和慈善家,盧作孚的人格力量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解他的人說他是“一文不名的億萬富翁”,因為他并不從自己的企業按股分紅,而是拿一份固定的薪水,年底和所有優秀員工分一等的獎金。如果說威廉·利華做紳士做慈善家的動力在于他是一個基督徒,那么盧作孚以身作則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動力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君子之風。盧作孚那一代中國的“君子”生活在風雨飄搖國難當頭的年代。他們以畢生的奮斗要追求一個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為了讓自己的祖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們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一個獨立自主強大的“新中國”是可以感召他們聚集之下舍生忘死的旗幟。1950年,聯合利華與所有英美資本退出中國,當時在香港的盧作孚面臨不同的選擇。假如聽從朋友們的勸說留在香港,多年以后就會有一個華資的航運公司在大洋上與馬士基這樣的船公司比肩;如果他去了美國,今天我們會聽到另一部愛國僑領的傳奇。

  盧作孚紀念館位于峽防局舊址,參觀的人并不多,這個有限的空間里似乎凝聚著一個令人心動神搖的巨大氣場。我在北碚前后兩天,先后去了紀念館兩次。一個人獨自在展廳中凝視沉思,仿佛和一位偉人在心中對話。生平陳列大有欲說還休之感,聽著半個世紀風云變幻高歌猛進,不料卻在最高潮處用四句遺囑戛然而止,“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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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在麥西河畔,我曾走訪一個鄉間的小商店,這里售賣著各種農場的土特產。例如專門喂鳥的雜糧、喂兔子的飼草和墊兔子窩的木屑。我們請教店主為什么不開辦民宿,回答說土地是租用的,主人在合約中規定不能開展鄉村度假一類的業務。我問地主是誰呢,是威廉·利華的后代。陽光之港誕生在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寫作《共產黨宣言》的40年之后,工業革命造就出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充分的矛盾斗爭,使英國社會確立了一些共識基礎上的底線。企業可以跨國兼并重組,工人可以依法組織工會,思想家可以主張階級斗爭,但每一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法律的保護。

  我們欽敬盧作孚先生的高風亮節,卻不必再來歌頌他的“公而忘私,為而不有”,不應對企業家再做道德綁架。我們應當尊重和敬畏企業家所擁有的合法神圣的財產權利,當企業家自己掌握企業發展和人生走向的時候,才不會再出盧先生的悲劇,我們也才補上了人類文明的一堂基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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