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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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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城市化委員會委員、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問勢2017”馬洪基金會理事報告會上，對社會各方高度關注的中國經濟、2017年房價等一系列問題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南方周末記者做了題為《樊綱：“中國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的報道。
中國經濟的L型調整到底了嗎？ 2017年的房價是否還會上漲？
2017年1月8日下午，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問勢2017”馬洪基金會理事報告會上，對社會各方高度關注的這一系列問題，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兩次“經濟過熱”后的“軟著陸”
“確實有一些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在企穩，但是是否真正見底還要看2017年。”樊綱表示自己“不做預測”，主要分析此輪調整背后的經濟邏輯。
從好的方面來看，連續54個月的生產者價格指數止跌回升，珠三角和長三角企業利潤回升以及汽車、機械制造和消費品等產業開始穩定，是中國經濟企穩的重要指標。但與此同時，此輪經濟調整中的諸多挑戰，如去產能、去庫存、中小企業困境及負債率過高等問題可以說才“剛剛破題”。
面對2017年可能遭遇的種種挑戰，首先需要理解今天中國經濟中的問題是怎樣產生的。樊綱認為，正是因為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先后經歷了2004-2007年及2009-2012年期間的兩次“經濟過熱”，累積而成今天以產能過剩為標志的諸多“后遺癥”。
“2008年我們計算鋼鐵產能過剩，4億噸需求，6億噸產能，三分之一過剩；2011年再計算鋼鐵產能過剩，6億噸需求，12億噸產能，一半的過剩，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來源。”
在樊鋼看來，“二次過熱”的關鍵在于全球金融風暴沖擊：2007年下半年中央已經開始對房地產、股市和金融市場展開調控，但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機促成了G20聯手救市，在避免了1930年代全球性大蕭條場景重演的同時，卻將剛剛開始調整的中國經濟推入了第二輪過熱周期。
在“二次過熱”周期中，關鍵的結構性變化就是地方債務劇增：中央的“4萬億”刺激政策每年實際只有2萬億，而且多數是常規政府支出；而地方債務每年增長6萬億，“一下經濟就熱起來了”。
正因為如此，近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急劇下降，并非僅僅體現長期增長趨勢的變化，更是“典型的經濟周期問題”，這也意味著過去兩年的經濟增速并不代表中國經濟真實的增長潛力，而是經濟過熱“后遺癥”。他認為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應該在6.5到7.5之間。
“長期來講不要以為中國經濟沒有潛力了。”樊綱強調，中國今天人均GDP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而韓國1979年就達到這個水平，“我們這么大的經濟，我們的創新、我們的技術都在進步，中國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
“中國故事”的另一面，在于中國政府不同于美國的經濟調控模式及特有的市場現象：軟著陸。
由于西方市場經濟沒有中國的許多行政管制和宏觀調控手段，在經濟過熱的時候“非常熱”，一旦回調則是急風暴雨般的企業破產和大量失業，“但恢復得比較快”。如美國經濟在兩年便開始恢復增長，今天已經達了3%以上的增長水平。
而中國在第二輪經濟過熱時，早在2010年4月就出臺了以住房限購為代表的調控政策，抑制住了當時剛剛鼓起來的樓市泡沫。但在此后金融混業趨勢的推動下，房地產與金融“裹在一起”，令金融泡沫急劇膨脹，最終引來了政府空前嚴厲的限購政策。
真正優秀的企業“跟宏觀經濟沒什么關系”
樊綱坦言，房價問題的根本解決涉及到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深層制度改革，在這些改革條件尚不具備的時候，對于已經開始瘋漲的房價只能采取限購這種行政手段來調控。
“如果沒有限購政策，我們現在正身處房地產狂歡之中。”他估計這一波“房價飆升、炒房團滿天飛”的房地產狂歡可能持續兩三年甚至更久，“兩三年以后呢？就是崩盤，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別說恢復增長，是否出局都不知道”。美國房地產泡沫在短短數年內引發空前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
正因為如此，他忠告指望此輪房地產調控很快結束，繼續依賴資本運作模式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不要指望政府會坐視不管”。
中國的此輪調控正在“跟時間賽跑”：在以行政化調控穩定下來的市場中，爭分奪秒地調整城市化戰略，推出房產稅及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結構性政策調整，構建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的制度基礎。在此過程中，中央政府決不可能容忍剛剛壓下去的房地產泡沫再度泛濫。
中國的行政化調控模式有著“調控早、泡沫小”的優點，也有著與之相應的缺陷，那就是“恢復慢”。樊綱以1990年代中期的經濟調整周期為例，指出從1994年朱镕基壓縮銀根開始調整，直到1999年經濟增速才真正見底，此后又在低谷徘徊了三年，“前后加起來一共八年的時間，這就是上一輪的軟著陸”。
相比之下，中國此輪經濟下滑從2011年開始，至今已走了六年，但許多關鍵問題的解決依然有待后續改革推進。樊綱坦言，跟上一輪調整相比，此輪“兩次過熱”疊加出現的產能過剩和債務問題“只會比上次更難”。他提醒市場要有思想準備：“十三五”規劃五年期間，都要處理“十一五”、“十二五”期間經濟過熱的后遺癥。
這也正是中央政府對此輪房地產泡沫引發的經濟過熱“苗頭”如此重視的原因所在，“防過熱不是防過熱本身那點事，而是防止過熱后的周期性危機。”
這一漫長的經濟過熱周期調整，讓中國經濟在美國恢復增長之后，依然處于“探底”階段。樊綱認為，這也正是市場經濟中真正“優勝劣汰”的效率提升階段，“經濟過熱的時候大家都賺錢，你淘汰誰？”
在上一輪經濟調整末期，經濟學者們發現一個反常現象：盡管宏觀經濟還在通貨緊縮，但企業利潤和投資卻開始回升了，“這是說不通的”。而在調查分析后發現，在七、八年的市場調整和企業淘汰之后，活下來的企業經營效率普遍提高，因此可以在產品降價的同時提升利潤并恢復投資。
這一現象給樊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演講中明確表示，真正優秀的企業“跟宏觀經濟沒什么關系”，“（宏觀）經濟好的時候它好，經濟不好的時候它也好”。樊綱認為在每個產業領域中都有這樣的好企業，宏觀經濟的不景氣反而是它們低成本擴張的最好時機。
而在這一輪經濟調整周期中，同樣有著華為、比亞迪等一批“穿越周期”的優秀企業，在動蕩不安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變局中，繼續保持著高速增長并展示出強大的市場競爭力：2016年華為銷售收入預計將達到5200億元，同比增長32%。
為什么能這樣？樊綱自問自答道：“因為他們在過去幾年乃至幾十年里，專心、專注和專業地做好了他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