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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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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11月23日消息，今天，“2016新浪金麒麟論壇”11月23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抉擇與回歸——尋找中國經濟新動能”，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會上發表題為了《怎樣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演講，值得注意的是，厲老為金麒麟論壇主旨演講親手書寫了手稿，讓人欽佩。
厲老昨天剛度過86歲生日，1930年11月22日生人，至今仍筆耕不輟，為參加金麒麟論壇，厲老花了一天時間認真地一字一句打了手稿，層次清晰的思考和記錄了怎樣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問題。
供給方面改革是一項中期任務
厲以寧首先談了需求和供給的互動關系。他指出，經濟學中從來都是供給和需求并重，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沒有供給也就沒有需求，兩者之間是互動的關系。而主要的問題在于，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而供給方面比較難。
供給方面最要緊的問題是什么？他表示，需求是短期的調節，主要是為了防止需求過熱、需求不足這樣一些問題，供給不是這樣，供給最要緊的任務，是形成一個自主經營的、獨立經營的產業主體，就是企業，如果企業不能夠做到，對整個經濟不能完成它的結構調整。供給方面的改革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讓企業能夠自主經營、獨立經營，不僅需要一個環境，還需要企業自身產權清晰，能夠自主經營，無論對什么樣的企業，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個中期的任務。
他說，如果不把二者連在一起考慮，簡單地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簡單地刺激供給，也可以做好，但是這樣對經濟沒有太大的益處，問題會不斷的發生，所以結構調整作為一個中期的任務應該得到重視。
供給側方面結構的調整主要含義是什么？厲以寧表示，結構性方面一個主要的含義是，培育獨立的自主經營企業，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主體的話，實際上供給側的改革很難推進，即使推進，又反復，即使推進，也可能中途變化。最終變成什么樣子？根據各種情況來定。但必須認識到，供給側改革它的含義首先在培育適應于市場的主體。
政府要知進退
關于政府調節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厲以寧認為，政府的調節作用應該從兩個方面看。第一個，政府有規劃作用、有引領作用，還可能有微調，這些都是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第二，在市場還沒有發育的時候，在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經營者還沒有成長的時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時期內有代替市場主體的作用，這在許多國家都是有的，比如俄羅斯彼得大帝時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等。
但他強調，所有的這些都需要政府及時地退出，政府不能老待在這個位置上，政府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歷史已經證明了。
供給側改革過程幾大難題：就業問題、物價上漲、詐騙問題
供給側改革到底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實現過程中又有哪些困難？
厲以寧表示，就業問題是供給側改革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比如供給化開始以后，勞動力從哪里來？他用了西歐的例子來說明，就業問題在發展過程中是可以解決的。
“現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業的浪潮，新的互聯網的出現，它帶動了很多就業。以中國現在來說，雙11為什么能夠有這么大量的銷售，增加了多少就業。比如說快遞員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對就業問題我們發展看來，雖然跟科學技術進步有關，還有就是經濟中需要一種新的機遇，就會產生新的就業。”他說。
另外，在供給側改革實現過程中還有一個擔心，物價上漲怎么辦？厲以寧表示，物價會上漲，但物價的上漲一定是來自需求過旺或者供給不足，這就由市場自己來解決。其實，市場感到困難的不是通常的物價上漲，也不是就業問題，而是詐騙的增加，而法制往往是滯后的。
“隨著技術發展，一定會產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騙、有人甚至因此性家蕩產。這告訴我們什么呢？法制的進展是緩慢的，大量的詐騙到處在發生，為什么不好管呢？因為法律還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規不是很嚴密的，所以它始終是個較量問題，”厲以寧表示，人們都希望使所有的詐騙者能夠伏法，使所有的欺詐行為能夠受到打擊，這就看政府怎樣使法治問題不斷得到緩解。”
市場是可以創造的，誰能發現新功能這就是創意
厲以寧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供給側改革因為跟結構調整有關系，所以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漸進的過程我們應該不要著急。
談到培育、發展自主經營、獨立經營的企業，厲以寧提出，其實這并不簡單。“老字號”為什么不行，是因為它以“老字號”固步自封了，“老字號”有它觀念的問題，現在流行的幾家“老字號”，比如同仁堂(32.540, -0.19, -0.58%)改成股份制企業了，全聚德(21.890, -0.35, -1.57%)烤鴨也在改了，觀念的轉變并不不容易的事情，今天談結構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觀念不一定轉過來。
“你天天談創新，你也從事了創新，但是你創新的觀念可能還是舊的。”他說。
以“創新”為例。創新這個詞是熊彼特100年前提出來的，他提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就叫創新，企業家是創新者。但是現在老早就不是這個情況了，現在的創新不一定是發明家，而是創意，有了創意才有了創新，有了創新才有了創業。
現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組，有了信息的重組你就知道創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這才有創新。
厲以寧舉了一個案例：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找了四個推銷員，讓他們去和尚廟里去推銷梳子。第一個推銷員一把沒賣掉；第二個推銷員銷了好幾十把，用什么方法呢？他對和尚說，梳頭是木頭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梳子有第二個功能，經常用木頭梳子刮刮頭皮，可以止癢、活血、名目、清腦、美容、養顏，這樣靠第二功能銷售了好幾十把梳子；第三個推銷員銷了好幾十百還有好多訂單，他是因為仔細觀察發現廟里的香火挺興旺，廟里的香客很虔誠，磕頭后頭發就亂了，于是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說，每天在佛堂前面放幾把木頭梳子，香客磕頭起來以后頭發亂了，可以用梳子梳一下，方丈覺得有道理，就訂購了幾百把梳子；第四個推銷員銷售了好幾千把，還有好多訂單。怎么做到？他對方丈說，廟里經常有人捐錢，那你得有禮品回饋給人家，木頭梳子是最好的紀念品，方丈就訂購了好幾千把。
“四個例子告訴我們什么問題？什么叫新產品，新產品不僅指產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舊產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產品，”厲以寧表示，這就可以看出，市場是可以創造的，結構性調整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誰能發現新功能這就是創意。
厲以寧表示，很多創意是年輕人發現的，今天的年輕人知道社會在關心什么問題，他們在聊天中就發現了創意，他們在咖啡館里、在會所、在俱樂部，或者吃飯的時候交談，就在尋找創意。大量正在涌現出來的年輕人，將來可能是比其他家更有影響的人，是領路人。結構性改革能夠起作用的話，一定要依賴大量年輕人，大量的年輕人在探討尋找新路子、尋找產品的新功能，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迪。
這幾十年消費一直在變化，需求不可判斷
除了供給方面，需求方面還需要做什么？厲以寧表示，需求和供給的效果是一樣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
他用消費的變化來說明需求的不可判斷：現在的消費業在變，以前的消費遵守古典經濟學的原則，消費，以最小的價格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成功了。但現在變了，人們能夠做到最優嗎？信息那么多，你有能力做到嗎？一個女同志去買一件披肩，你要知道買最優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大商場一家一家看過來，等你做出最好的，成本已經高了，等你再去買已經賣掉了。所以女同志買時裝回來以后，你問怎么樣？沒有一個說，我是最滿意的，只是湊合，次優選擇。所以消費幾十年都在發生變化，并不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優選擇，這種情況下你對需求能夠做出判斷嗎。
“今年的雙11比去年的銷售量大，你敢保證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嗎？”厲以寧問道，再過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來？他說，消費值得重視，但已經跟過去傳統的消費不一樣了，人們存在什么樣的消費呢？就是次優選擇下的消費，現實生活中人的消費。
宏觀調控一定要精準扶貧而非大水漫灌
最后，厲以寧談了宏觀調控發揮的作用。“宏觀調控我們可以這么想，在新常態的過程中，不能沒有宏觀調控，但在宏觀調控應該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就是宏觀調控是為了物價的穩定，這是最早的。因為貨幣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貨幣流通量多少，必須讓它跟經濟增長率相配合，所以宏觀調控在貨幣流通量多少，如果貨幣流通量多了就會發生新的情況，新的情況是什么呢？新的情況就是指在經濟增長率的允許下發行多少。實際上證明這個觀點是不對的，因為把經濟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變化，人們如果是死守著按經濟增長率控制貨幣流通量，最后沒有通貨緊縮的，通貨緊縮的害處比通貨膨脹還要大。所以這個問題要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總結稱，現在中國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談三個問題：第一，重在預調；第二，重在微調，不要大幅度波動；第三，結構性調控，有重點、一貫式的調控，而不要像過去大水漫灌。其實過去已經吃過虧，大水漫灌的壞處是浪費了資金，一定要精準扶貧。
“路子有很多，在中國的宏觀調控的時候，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就是精準扶貧。”他說。
最后，厲以寧總結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發揚創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觀點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創新留下來了，不能忘記創新的精神，對于創新要更加加大保護力度，更加使得供給側改革在創新之下能夠取得進展。（新浪財經 徐雯）
以下為演講摘編：
厲以寧：我要講的題目是“怎樣持續的推進結構性改革”：
第一個問題，從供給和需求的互動關系，我們知道在經濟學里面從來都是供給和需求并重，為什么把這兩個并重呢？因為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沒有供給也就沒有需求，兩者之間是互動的關系。
主要的問題現在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給方面比較難。因為從供給方面來說，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夠協調得好，必須把方向先搞清楚，如果方向搞不清楚，往往沒有別樣的。
供給方面最要緊的問題是什么？跟需求不一樣，需求是個短期的調節，它主要是為防止需求過熱、需求不足這樣一些問題，供給則不是這樣，供給最要緊的任務，是要形成一個自主經營的、獨立經營的產業主體，就是企業。
如果企業不能夠做到這樣，整個經濟就不能完成它的結構調整。所以，一般就把供給方面的改革當作中期的任務。
為什么它是中期的任務呢？因為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讓企業能夠自主經營、獨立經營，不僅需要一個環境，而且需要企業自身產權清晰，能夠自主經營，無論對什么樣的企業，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個中期的任務。
我們可以講，如果不把二者連在一起考慮，簡單的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簡單的刺激供給，也可以做好，但是這樣對經濟沒有太大的益處，問題會不斷的發生，所以結構調整作為一個中期的任務應該得到重視。
政府要懂得及時退出
第二個問題，供給側方面結構的調整主要含義是什么？剛才已經講過，我們談到結構性方面一個主要的含義是在這幾方面，培育獨立的自主經營企業，就有市場的主體，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主體的話，實際上供給側的改革很難推進。即使推進，又反復，即使推進，也可能中途變化，變成什么樣子？根據各種情況來定。但這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當前應該看得到這個問題，就是供給側的改革的含義首先在培育適應于市場的主體。
關于政府調節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政府的調節作用應該是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方面，政府有規劃作用、有引領作用，還可能有微調，這些都是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的。
但政府的第二個作用，在市場還沒有發育的時候，在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經營者還沒有成長的時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時期內有代替市場主體的作用。
這在許多國家都是有的，許多國家都可以說，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時期，由政府來充當企業主體，日本明治維新以后，企業力量不足，政府來代替，其他的西歐國家也有過，但所有的這些都需要政府及時的退出。
政府不能老待在這個位置上，因為你待的時候是企業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企業沒有成長起來政府可以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但這個只是短期的，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歷史已經證明了。
就業問題可以在發展中逐漸解決
第三個問題，供給側方面的結構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樣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剛才講過了，就是讓企業有獨立經營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來，但另外還有，就是一定會涉及就業問題，就業問題是供給側改革不得不解決的問題，遇到的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舉個例子，供給化開始以后，勞動力從哪里來？勞動力在西歐國家，農民、舊農民，因為農民在農田里頭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尋找出路，就進城。大量農民的進城在西歐這是事實，農民進城是為了找工作，跟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因為中國從50年代以后，我們的戶口就變成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是戶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戶口，農民是農村戶口。
西歐沒有這種情況，農民進城的時候老婆、孩子都帶進來了，老婆、孩子都帶進來以后，男的可以從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礦工等等重體力勞動，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這個家庭中沒有錢不能上學。
這個問題漸漸引起了社會的注意，一定要讓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臨時搭建的棚戶區，女的到哪兒找工作？這個在西歐工業化過程中發生的大問題。
怎么解決呢？有賴于縫紉機的發明和推廣，這在經濟史書里是有記載的，家庭婦女沒法工作，縫紉機發明了，于是服裝廠就開始了從手工的變成縫紉機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縫紉機的修理者。縫紉機多了，縫紉機就便宜了，縫紉機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點錢、籌點錢買臺縫紉機，婦女因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廠去做工，家里還有很多家務事，這樣她們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種縫紉業務，這就解決了就業。
所以第一個階段，在西歐解決了家庭婦女問題，這樣農民在城里變成了生活比較過得去，漸漸地就搬出了棚戶區，其他的農民就頂上了，但其他的農民是來自何處，不是西歐國家本身的農民，而是來自北非、亞洲、東歐的農民。
后來又遇到了問題，就業人口還在不斷增加，遇到了什么問題？用電，電開始推廣了，電開始推廣的過程中怎么辦？不好辦，他們說我們競爭不過那些使用電的工廠，你怎么可能跟他相比，但是沒有想到電很快就普及、推廣了，只要你通上了電，一插機器也轉了，農民這個時候進城以后利用了電就辦起了小作坊。
最明顯的就是汽車修理行業，有汽車、有摩托車、要修理，修理要開小作坊，小作坊用上電了勞動率就提高了，漸漸的人就富裕起來了，就形成了藍領中產階級。
我在德國考察的時候就發現，藍領中產階級在斯圖加特——就是生產奔馳汽車的地方，整條街都是修理汽車的。他們到這里來，不管現在是哪年的、什么型號的奔馳汽車，只要你說出它的年代、生產的型號就可以在自己作坊里頭仿制成當時的元件給你配上去。這是技工時代，技工時代有電。所以兩次經驗告訴我們，就業問題可以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
現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業的浪潮，第三次就業浪潮在什么關鍵時候，第三次就業浪潮主要是在這些新的互聯網的出現，它帶動了很多就業。就以中國現在來說，“11·11”很普通的一點，為什么能夠有這么大量的銷售，我們先不談，增加了多少就業。
比如說快遞員，快遞員這種新的職業怎么產生的？他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全國的快遞員有多少自備工具、自己參加某一個組織或者幫助你取得信息，哪兒有貨，收貨、送貨，所以說對就業問題我們發展看來，雖然跟科學技術進步有關，比如縫紉機的發明、比如電的推廣、比如網絡銷售的實現。還有一點，之所以這樣，就是經濟中需要一種新的機遇，就會產生新的就業。情況就是這樣，我們對這些情況應該清楚認識。
政府應解決好詐騙問題
在供給側改革實現過程中還有一個擔心，物價上漲怎么辦？物價會上漲，這一定是來自需求過旺或者供給不足，就要由市場自己來解決。市場感到困難的不是通常的物價上漲，也不是剛才講的就業問題，而是詐騙的增加。
電信詐騙、購物詐騙，還有各種各樣的詐騙，都是隨著技術發展，這樣技術發展以后就一定會產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騙、有人甚至因此傾家蕩產。
這告訴我們什么呢？告訴我們一點，法治的進展是緩慢的，這么大量的詐騙到處在發生，為什么不好管呢？因為法律還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規不是很嚴密的，經驗要成熟，所以它始終是個較量問題，這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使所有的詐騙者能夠伏法，使所有的欺詐行為能夠受到打擊，人們都有這種希望，這就看政府怎樣使法治問題不斷能夠得到緩解。所以說，結構問題之所以重要關鍵還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滯后的，我們必須更加注意這樣的事情。
觀念的轉變并不容易
第四個問題，供給側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供給側改革因為跟結構調整有關系，所以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漸進的過程我們應該看到，不要著急，應該把目標中的幾個目標完成。
剛才講到第一個目標，是要培育、發展自主經營、獨立經營的企業，這個也不是簡單的，“老字號”為什么不行，“老字號”之所以不行，是因為它以“老字號”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號”，酒好不怕巷子深。現在沒這個情況，酒再好巷子深，購買很難，我不去購買，因為跟你競爭的家數很多。
“老字號”有它觀念的問題，觀念上我是“老字號”，現在看看，死守這個觀念，“老字號”有幾家現在還能夠流行的。我們講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經改成股份制企業了。全聚德烤鴨，人家也在改了，不斷適應，外賣什么都有。“老字號”還有很多問題。所以這里講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觀念的轉變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今天談結構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觀念是不是轉過來了？不一定轉過來。我們可以講創新，創新的觀念轉變沒有？你天天談創新，你也從事了創新，但是你創新的觀念可能還是舊的。
“企業家”這個名詞過時了
“創新”這個詞是熊彼特提出來的，100年前提出來的，熊彼特對創新做了很多開創性的研究，很多成績。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講“首個”，首批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諾貝爾經濟學獎是60年代后期才出現的。
當時他談的創新是工業化初期的創新，好多定義都不符合。比如說什么是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就叫創新？熊彼特的觀點，對啊，當時工業化初期，制造業需要不斷的生產要素的重組。
今天的情況不一樣，100年了，100年前工業化剛開始，所以把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看成那么重要。現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組，有了信息的重組你就知道創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這才有創新。信息的重組是前提，生產要素的重組是以前發生的現象，現在并不重視它。
所以我們懂得這一點就知道我們的觀念需要轉變，供給側改革一樣需要觀念上的轉變，因為談到創新問題，現在談到創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個定義，“企業家是創新者”。因為企業家把發明家的許多成果拿來用到經濟中去，這個觀點在工業化初期是對的，工業化初期談到創新的時候都知道，發明家的發明是實驗室，要在經濟中運用得靠企業家。
現在是這個情況嗎？老早就不是這個情況了，現在的創新不一定是發明家，而是創意，先有創意，無數年輕人很活躍，他們在咖啡館里、在會所、在俱樂部，或者吃飯的時候交談，就在尋找創意。有了創意才有了創新，有了創新才有了創業，創意最重要了。
無數創意是誰搞的？不一定是實驗室搞的，實驗室里頭也在進行，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輕人，他們在各種感覺中發明這里怎么樣、那里怎么樣，這就行了，市場是可以創造出來的，市場的創造可以舉一個案例，也是平時講課的時候經常用到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找了四個推銷員來，讓他們去推銷梳子去，指明到和尚廟里去推銷梳子。晚上第一個推銷員回來了，“怎么樣？”“一把沒賣掉”，怎么一把沒賣掉呢？和尚說，“我光頭要梳子干嗎”，一把沒賣掉，那就坐著等等吧，看看其他推銷員怎么推銷的。
第二個推銷員回來了，“銷了多少”，這個推銷員說，“銷了好幾十把”，“你真了不起，你能在和尚廟里銷售幾十把梳子，請問你用什么方法？”我就對和尚說“梳頭是木頭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是梳子有第二個功能，你經常用木頭梳子刮刮頭皮，可以止癢、活血、名目、清腦、美容、養顏”，“還有這么多好處呢”，這樣靠第二功能銷售了好幾十把梳子。
一會兒第三個推銷員回來了，“銷了多少”，他就說“我銷了好幾十百把，梳子都銷完了，訂單還有很多”。快談談你怎么在和尚廟里銷了這么多梳子呢？他說“我仔細觀察了，廟里的香火挺興旺，廟里的香客很虔誠，磕頭，香灰掉下來，頭發就亂了”，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說“廟里的香客多虔誠啊，你要關心他們”，“我怎么關心他們呢”“你每天每個佛堂前面放幾把木頭梳子，香客磕頭起來以后頭發亂了，就梳一下，頭發上有香灰梳掉，這樣香客感覺關心他們，不就越來越向往。”“對，有道理，就訂購了幾百把梳子”。
一會兒第四個推銷員回來了，“銷售了多少？”“好幾千把，那點梳子不夠，還有好多訂單”。“你告訴我們為什么銷售了這么多梳子？”“我直接找方丈，“你廟里經常有人給你捐錢？” “對！”“你得有禮品回饋給人家，木頭梳子是最好的禮品”，方丈就笑了，“誰要木頭梳子呢？”“木頭梳子是可以寫上字的，把廟里最好的對聯寫在上面，方丈的字寫得也不錯，留幾個字，人家作為紀念品留下來，并且以后捐錢就更多了，給你送禮的也就更多了，你廟里去辦事也更方便了，”“有道理”，訂購了好幾千把”。
四個例子告訴我們什么問題？什么叫新產品，新產品不僅產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舊產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產品。
你們大家都在用手機，十來年前的手機也許就一個功能，通話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機有多少功能啊，你們自己想想你的手機有多少功能啊，這都是新功能。
第一個推銷員他不懂，一把都沒銷掉，第二個懂了一點，梳子有第二個功能，頭皮癢癢。第三個就不一樣了，他把木頭梳子改換成了廟里關心香客的工具，因為這些香客我關心你們，每天早上有幾把木頭梳子放在那兒，供你們梳頭、撣香灰，就變成關心香客的工具了。第四個推銷員，他能夠銷售幾千把，主要是改變了木頭梳子的性質，木頭梳子不僅是個木頭梳子，而且是一個廟宇的品牌，是一張名片，是一個紀念品。
所以這就可以看出，市場是可以創造的，結構性調整一定要認識到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不是我們現在僅有的這些產品他們都有新功能，誰能發現新功能這就是創意，有創意就行。
跟熊彼特當初的創新概念不一樣的，他當初的概念是：一個企業家必須要投資、要善于融資，找銀行跑關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貸等等，這的確是熊彼特100年前工業化初期之前。今天不是這個情況了，今天主要是有創意，有創意以后一上網，資金自然就到了。現在是有資金就怕沒有好項目，只要有好項目資金自然就到了，不像過去那樣非要有銀行的貸款籌資才行。
今天的年輕人跟100年前的年輕人完全不一樣，100年前工業化剛開始的時候，是大量農民工進城，他們是沒問題的，他們在當時情況下也不知道怎么來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們惟一的就是趁現在年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這種情況。他們的家屬也就是當工人，縫紉機工人。
今天的年輕人不一樣，今天的年輕人包括外出打工回來的，也包括那些在農村中出去打工，學會了一些技術，他們是真正的現代的年輕人。很多大學畢業生跟過去是不一樣的，他知道社會在關心什么問題，他們在聊天中就發現了創意，發現了創意資金就多了。
所以中國整個速度在加快，現在我們這么想，誰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國經濟什么樣的？50年以后的中國經濟現在能預料嗎？那個時候人們還用貨幣、鈔票嗎？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鈔票了，鈔票就沒用了。
人們的就業會像現在一樣嗎？只要有一臺電腦，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個時候人們的消費方式會跟現在一樣嗎？也說不清楚。人們的就業方式也在變。還有企業家嗎？企業家這個名詞是過時的名詞，真正的企業家，熊彼特時代，因為那時工業化開始，現在尤其不一定是創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現出來的年輕人，他們現在不是企業家，但是將來可能是比企業家更有影響的人。一個新領域的發現者，領路人。結構性改革能夠起作用，一定要依賴大量年輕人，大量的年輕人在探討尋找新路子、尋找產品的新功能。
次優選擇下的消費
第五個問題，需求方面還需要做什么？我們說需求和供給跟供給的效果一樣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就是一開始跟大家講過，是種互動的關系。但現在的消費也在變，看不到現在消費的變化你是不好判斷的。
以前消費是遵守古典經濟學的原則，古典經濟學什么原則呢？最優原則，消費，我以最小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成功了。但現在變了，因為從西蒙開始，西蒙在20世紀50年代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就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理論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礎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滿足、最大的收益。現在人經過西蒙，最優是做不到的，人們能夠做到最優嗎？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嗎？
一個女同志去買一件披肩，你要知道買最優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談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場了解的，能夠一家一家看，能夠記錄下來哪個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你的成本已經高了，等你再去買已經賣掉了，所以不是最優的。
人家習慣中是次優選擇，次優就是一個現實的人，現實的人就是次優選擇。你到商店里去買針，跟售貨員說我買針，一盒針拿出來，你挑吧，我要一個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鏡去，你有那么多時間嗎？你愿意耗費這么多精力嗎？就算你把這盒針挑完了，哪個是最優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優選擇。挑針，第一針一看不太直，放那兒了，第二個不太尖，第三個行了，第四個以后就不看了，我費那個勁干嗎。
所以人們見到女同志買時裝回來以后，說怎么樣？沒有一個說我是最滿意的，是湊合，次優選擇。所以消費幾十年都在發生變化，并不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優選擇，這種情況下你對需求能夠做出判斷嗎。
今年的“雙11”比去年的銷售量大，你敢保證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嗎？也許比今年大。再過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來？既定詐騙增多的話，會有這么情況嗎，法律又沒有根治，所以種種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消費值得重視，但消費已經跟過去傳統消費不一樣了，理性人的消費不存在了，因為最優沒有了，人們存在什么樣的消費呢？就是次優選擇下的消費，就是現實生活中人的消費。
第六個問題，宏觀調控作用怎么理解？在新常態的過程中，不能沒有宏觀調控，但在宏觀調控應該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就是宏觀調控是為了物價的穩定，這是最早的。因為貨幣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貨幣流通量多少，必須讓它跟經濟增長率相配合，所以宏觀調控在貨幣流通量多少，如果貨幣流通量多了就會發生新的情況，新的情況是什么呢？新的情況就是指在經濟增長率的允許下發行多少。實際上證明這個觀點是不對的，因為把經濟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變化，人們如果是死守著按經濟增長率控制貨幣流通量，最后沒有通貨緊縮的，通貨緊縮的害處比通貨膨脹還要大。
所以這個問題要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現在在中國要談主要是談三個問題，宏觀調控，第一，重在預調，發現苗頭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調，不要大幅度波動，讓它微調。第三，結構性調控，有重點、一貫式的調控，而不要像過去大水漫灌。過去已經吃過虧的，大水漫灌的好處是浪費了資金，滴灌，精準扶貧就是滴灌的表現，一定要做到這樣。
我們在貴州調研，我之前是畢節地區扶貧的專家組組長，后來是總顧問，就發現畢節能夠走到今天跟宏觀調控思想有密切關系，首先重作規劃，山上人要下來，山上人下來不愿意下來怎么辦？蓋幾套房子在那里，你下來住試試看，是不是比山上好，這樣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我們問你干嗎跑上去？他們說住那個樓一點都不舒服，也不能養雞，也不能養豬，我小孩每天吃蛋從哪兒來。所以一定要精準扶貧。
現在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悄悄的人力資本革命。農民工返鄉是巨大的人力資本更新的表現，現代的農民工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我在陜西考察，為了保證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漢江邊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庫，漢江水就流進了丹江口水庫，為了保證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漢江兩岸不準使化肥、不準撒農藥，最好不要種稻子，種稻子可以用有機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農藥。
漢江這個邊上好多縣，其中一個縣叫西鄉縣，它把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不種糧食就不種糧食，我這里地有，多得是，我把所有的開發出來種茶樹，因為它是全國富硒茶的最好生產地。一聽說家家不種糧食、不用化肥改種樹了，在外打工的都回來了。
回來干嗎呢？在外頭打工老婆、孩子都分離，家里頭沒人照顧，父母也老了，賺兩個錢還不夠路費的呢，還不夠回家送禮呢，回來干嗎？種茶樹，茶葉不施化肥、不施農藥，精心的照料，種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條龍，勞動力還不夠呢，這些勞動力都成為優秀的茶葉工人，這個問題解決了。
另外一個縣叫洋縣，有一種瀕臨滅絕的飛禽朱鹮，建保護區，讓它繁殖，這么多年以來，朱鹮已經有200多只，成為了旅游點。朱鹮這種動物有個習性，終身只有一個配偶，如果這個配偶死了，終身不再有第二個配偶了。結果洋縣變成了附近很多縣還有外省的人辦結婚典禮的地方，要學朱鹮忠貞不渝，特別禮拜六、禮拜天來度假，有的年齡比較大了，過金婚的、銀婚的都來了，把旅游搞起來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國的宏觀調控的時候，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就是精準扶貧。
最后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發揚創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觀點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創新，一直在為創新論述，這是可貴的。熊彼特時代發明了“創新”這個詞，到現在全世界認為，20世紀過去了，20世紀留下的最精彩的經濟學術語是什么？就是創新，其他的經濟術語過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創新留下來了，所以不能忘記創新的精神。我們現在對于創新要更加加大保護力度，要更加使得供給側改革在創新之下能夠取得進展。
上午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