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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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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深圳在2015年有常住人口1137.87萬，其中戶籍人口354.99萬。深圳也是中國一線城市之一，從城區人口數量的排名，依次為北上廣深，深圳常住人口位列全國第四名，恰好與一線城市的排名一致。
然而深圳的常住人口統計數據可能并不可靠。今年3月21日開始，深圳市開展新一輪的“禁摩限電”整治，在4月5日的新聞通氣會上，深圳交警總結到，交通亂象不治理，將會影響居住生活在深圳的2000萬居民的舒適、安全出行。這里提到的深圳居民人數高達2000萬人，遠遠超過深圳公布的常住人口數據。11月10日的《南方都市報》報道，截至2015年，深圳實際管理人口已突破2000萬。
就業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比值不合理
2015年，深圳有1137.87萬常住人口，其中15-64歲人口為946.99萬人（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共有906.14萬就業人員，就業人員占常住人口的79.6%，占勞動年齡人口的95.7%。勞動年齡人口幾乎全都是從業人員，這似乎不太可能，深圳的就業人口規模與常住人口明顯不相稱。
《深圳統計年鑒2015》中居民家庭生活基本情況顯示，2014年戶均人口2.2人，其中只有1.4人是就業人員。按此計算，深圳現有的常住人口對應著724萬就業人員（戶均人口統計口徑在2014年進行調整，如果按2013年口徑計算，只有599萬），而906.14萬就業人員對應的是1424萬常住人口（按2013年口徑計算，是1721萬）。
看一下上海的情況，2014年，上海有2425萬常住人口，就業人員為1365.63萬，按每就業人員負擔1.83個人數計算，現有常住人口對應的就業人員為1325.1萬，現有就業人員對應的常住人口為2499萬人，數字基本吻合。由此可見，深圳的就業人員和常住人口數值明顯異常，要么就業人員高估，要么常住人口被低估。
社保繳納人數與就業人數比重不合理
為此，我們來看一下參加社保與繳費人數，《2015年度深圳市社會保險信息披露通告》顯示，2015年深圳參加基本養老保險954.34萬人，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在職職工928.08萬人、離退休職工25.55萬人、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0.71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有1177.18萬人，其中，城鎮職工醫療保險1011.65萬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165.53萬人。
正常的講，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的在職職工都是勞動年齡人口，社保涉及到的五險繳費，盡管深圳的費率和繳費基數下限很低，但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數額都不是小數，僅養老一項，每年個人與單位還是需要繳納6000余元（2015年）。
因此，無論是上海北京這樣的熱門城市，還是黑龍江、吉林這樣的衰落地區，都在盡力在擴大社保（主要是指高繳費水平的城鎮職工社保）的覆蓋面，盡管輔以強制繳費、與市民福利和權利掛鉤等手段，但總是很難達到100%的覆蓋。
但從數據上看，深圳達到了。深圳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在職職工比就業人員還要多出22萬人，覆蓋率為102%，而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1039.12萬人，扣除25.55萬退休職工，也比就業人員要多107萬，覆蓋率為112%。即使考慮參保人員比繳費人數一般要多的實踐，只考慮繳費人數，深圳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在職繳費也高達815.32萬人，是就業人員的90%。
此外，深圳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共有1177.18萬人繳費，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1011.65萬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165.53萬人，兩項醫保的參保人數是深圳常住人口的103%。雖然這個數據并非不可能（有人同時參加了兩種醫保，有人參加了深圳的醫保但不在深圳居住等），但考慮到前者每年的繳費規模最低也要2360元（戶籍為1570元），后者每年平均繳費637元，重復繳費或繳費而不在本地居住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同樣來看一下上海的情況。因為公布數據的原因，以2014年的上海為例，上海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人數為1005萬，其中企業職工943.3萬，除此以外還有452.4的退休職工，參保在職職工占就業人員的73.6%。上海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為1354萬人（其中離退休407.09萬人），再加上城鎮居民基本醫保257.66萬人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98.74萬人，上海的基本醫療覆蓋了1710.4萬人，占同年常住人口的71%。
也就是說，不管是職工基本養老繳費人數占就業人員比重，還是基本醫保參保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上海都在70%左右，而深圳兩者都在90%以上。
社保繳費對職工來說，更多是一個負擔，大多數個人與企業都希望逃避掉繳費義務，繳費的覆蓋面擴張依賴于政府的行政能力。深圳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限于人員編制和政府對微觀事務干預較少的傳統，深圳很難達到像上海這樣的高的社保覆蓋率。這意味著深圳100%以上的職工基本養老的參保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考慮到深圳的就業人員統計還可能存在漏計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從社保參保率來估算深圳的常住人口和就業人員。如果按上海職工基本養老73.6%的參保率計算，深圳928.08萬在職參保職工對應1260萬的就業人員，只比上海少105萬人。考慮到兩地退休職工的差異，深圳人口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按上海的基本醫保參保率來推算，深圳城鎮兩項基本醫療保險的1177.18萬人對應著1658萬常住人口，考慮到深圳的參保率可能不及上海，深圳的常住人口應該要明顯高于1658萬人。
深圳的人均GDP之謎
從人均GDP來看，人均GDP可以用當地GDP除以常住人口數得出，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人均GDP與前述計算公式所得結果基本一致。而深圳統計年鑒公布的人均GDP明顯異常，最近五年公布數字比當地GDP除以常住人口數的數字高于22%。
不僅如此，深圳的人均GDP數字也高于北京、上海兩個城市，也是四個一線城市及天津、重慶、南京、杭州、武漢、成都等明星二線城市里最高的。2015年，深圳的人均GDP高達15.8萬元，而上海僅有10.3萬元，深圳比上海高出52.4%，即使按照當地GDP除以常住人口得出的人均GDP，深圳也比上海要高25%。
人均GDP取決于兩個因素：勞動生產率與人均資本存量，同時因為常住人口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勞動力，人口結構也影響人均GDP。武漢、天津等城市長期勞動生產率要低于上海，但人均GDP與上海持平或略高，其關鍵因素就是津漢的投資比重遠高于上海。從支出法GDP的構成來看，武漢最近五年的資本形成總額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持續維持在66%，直到2015年才降低到54%，而天津就更夸張了，資本形成總額占支出法GDP的比重連續多年保持在75%以上。上海這一數值在最近五年在40%以下。
但深圳的GDP并不靠投資拉動，2010年以來，深圳的資產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持續在29%-31%的水平，比上海低10%。因此深圳的人均GDP比北京上海高只能從勞動生產率以及人口結構上找原因。
但深圳建區晚，生產組織效率、勞動力教育水平等都要弱于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按工業全行業計算工業增加值與工業行業就業人員的比值，2014年上海工業行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9.9萬元，深圳為16.1萬元，深圳是上海的81%。再具體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13年上海的勞動生產率為26.7萬元，深圳是17.6萬元，只有上海的66%。這意味著其它條件相同，深圳的人均GDP要比上海少20%到33%，但深圳反而要比上海高出50%。
那么原因只能從人口結構上找。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根據六普數據，全市0-14歲占9.84%，15-64歲占比88.40%；65歲及以上占1.76%，最新的2015年1%人口抽樣數據中，0-14歲占13.40%，15-64歲占比83.23%，65歲及以上占比3.37%。
而上海相對老齡化，六普數據中，0-14歲占8.6%，15~64歲占比81.3%；65歲及以上占比10.1%。上海沒有公布2015年的1%人口抽樣數據，但上海的人口老齡化非常嚴重，2014年上海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離退休職工已經超過450萬人，是常住人口的18.6%，是戶籍人口的31.4%。
上海人口老化，就業人口占比低于深圳，會抑制人均GDP，但上海勞動力的生產率要高于深圳，深圳年輕的人口結構是否能支撐超過50%的人均GDP優勢？恐怕很困難。更大的可能性是深圳人口被嚴重低估，而GDP統計相對可靠，從而讓人均GDP被高估。
小學招生數
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因此統計數據上，人均小學招生數會超過上海北京。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北京上海歷來在控制城市人口規模上最為嚴格，限制外來人口子女在本地入學的態度也最堅決。數據上看，在2010年，深圳的小學招生數總量就超過北京。
但上海略有不同，2013年之前，上海對外來人口子女在滬入學的態度相對開明，在時任市委書記的倡導下，上海在2008年啟動了三年計劃，要求三年計劃后保證100%的隨遷子女可以在滬就讀義務教育。上海的小學招生數也從2005年歷史低谷10.46萬人升至2013年的18.1萬的峰值，新增的招生數基本上都是非戶籍兒童（對應的兒童出生年，上海戶籍人口出生10.08萬人）。自2014年起，上海收緊外來人口子女就讀義務教育的政策，小學招生數開始下降，分別降為2014年的16.34萬人和2015年的15.58萬人（對應年份出生的兒童為10.02萬），而這兩年深圳分別招收小學生為16.25萬和17.21萬人，超過上海。
相對來說，深圳廣州對非戶籍人口的限制比京滬要少，我們以2013年的時點（上海限制最少、招生數最多的年份）計算，上海招生18.10萬人，深圳招生14.71萬人，深圳小學招生數是上海的81.3%。即使考慮到上海對外來人口子女入學的限制要高于深圳，深圳的小學招生數對應的常住人口也要超過公布的常住人口。
其它經濟社會數據的佐證
一個人在城市里就業生活，要有衣食住行，用水用電、乘坐汽車、產生垃圾，雖然各地氣候、生活方式上存在差異，人均用量有別，但量級上也可以佐證人口規模。
第一，居民用電量，2010年上海用電168.95億千瓦時，深圳用電76.65億千瓦時，深圳是上海的45%。到2014年上海用電173.89億千瓦時，深圳用電120.37億千瓦時，深圳是上海的69%。
第二，生活用水量，2014年時，上海用水10.02億立方米，深圳用水9.53億立方米，深圳是上海的95%（2013年的比值是89%）。
第三，垃圾產生量（清運量），2014年上海清運垃圾742.65萬噸，深圳為541萬噸，深圳是上海的73%。
第四，公交客運總量，2014年上海運送26.65億人次，深圳為22.6億人次；軌道交通客運總量上海運送28.3億人次，深圳為10.3億人次；兩者合計，深圳是上海的59.9%。
同時我們還要考慮到，深圳的就業結構中，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較多，職工住在宿舍、城中村的比重要高于上海，這些都大幅降低了對用電和公共交通的需求。從用電量來看深圳人口應該高于上海的7成，即1680萬。
同時深圳的行政面積不足2000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出行的結構也與上海有異，這些都表明，同樣的公交客運量，背后對應的常住人口，深圳都會高于上海的60%。
深圳有多少人？
按照前文計算所得就業人員與常住人口兩個數據的沖突，深圳要么就業人員估計偏多，要么是常住人口估計偏少，考慮到深圳人均GDP等經濟數據表現，以及大城市和人口流入地政府更傾向于低估常住人口，所以有較大的可能是深圳的常住人口被低估了。
從現實的感知來看，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大量的外來人員居住在城中村，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存在，這些人也很難參加正規就業里才有的職工社保體系，這些人有很大的可能是脫離于《深圳統計年鑒》中的就業人員的統計的。這意味著深圳的就業人員數據還可能會高于906.14萬。按戶均人口和戶均就業數的計算，深圳的常住人口至少在1424萬，按2013年的口徑，就會達到1721萬人。
考慮到深圳的就業人員統計還可能存在漏計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從社保參保率來估算深圳的常住人口和就業人員。如果按上海職工基本養老73.6%的參保率計算，深圳928.08萬在職繳費職工對應1260萬的就業人員，只比上海少105萬人。考慮到兩地退休職工的差異，深圳人口也接近2000萬人。
如果按上海的基本醫保參保率來推算，深圳城鎮兩項基本醫療保險的1177.18萬人對應著1658萬常住人口，考慮到深圳的參保率可能不及上海，深圳的常住人口可能會明顯高于1658萬人。
如果考慮深圳的勞動生產率劣勢與人口結構年輕化的優勢互相抵消，假設深圳的人均GDP與上海相等，以深圳現有的GDP的規模，深圳的常住人口應該是1734萬人。
如果從用水、垃圾處理量、用電量、公共交通客運量出發，結合深圳的就業和出行特征，深圳的人口至少要超過上海常住人口的七成，即1680萬人。
盡管上述推算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一個明顯的結論就是深圳的常住人口不太可能只有1138萬人，通過與上海等地的就業人員比重和社保參保率來推算深圳的情況，深圳的常住人口數的下限有較大概率超過上海常住人口數的七成，即1700萬人，認為深圳有2000萬常住人口的觀點并不算離譜。(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