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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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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南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貧困村的故事，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足為奇，以至于我們可以忽略具體地點和人物——在文中，這些信息都使用了化名。
全國正在面臨脫貧大考，將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涉及人口7000多萬。黨委和政府逐級立下了“軍令狀”。最近，針對部分地區在脫貧工作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傾向，國務院扶貧辦發出通知，要求切斷形式主義的思想根源，及時糾正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等傾向性苗頭性問題，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最近派記者來到這個村子，與干部和村民們徹夜長談，觀察村莊在此時的變化。
從一項空前迫切的規劃來看，還有兩年時間，徐四貫就將向貧困道別。
但是現在，他窮困潦倒的人生還看不出太多變化。
在南中國大山深處的北沙縣留鳳鄉小塘村，這個27歲的年輕男子帶著兩個不滿3歲的女兒，生活在四處漏風的木質吊腳樓里——用他的話說叫做“窩棚”。所有家當不外乎一張床、一口鐵鍋、兩張凳子，以及幾件胡亂塞在編織袋里的衣服。他們以一畝多地玉米和叫不出名的野菜為食。
一根小指粗的橡膠管，將幾百米外的山泉一滴滴引進家中的水缸，為這個家庭提供水源，但到了冬季就將枯竭。
一年前，徐四貫的妻子從這樣的生活中跑掉了，音信全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累計有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但截至2014年底，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仍有7000多萬。根據頂層設計，到2020年要讓這7000多萬人都實現脫貧。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說，扶貧開發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
在人類反貧困歷史上，徐四貫所處的方位，從貧困程度和脫貧難度來說，都是異乎尋常的。
他所在的小塘村，這個2700多人的村子，貧困發生率為42.8％。
盡管村委會從上世紀90年代就把扶貧當作主要工作，但他們依然無法摘掉“貧困戶”的帽子
在村委會里，42.8％這個數據正壓得劉錦云喘不過氣。他是縣扶貧辦派來的駐村第一書記，根據市里的要求，小塘村要在2018年底摘帽脫貧，也就是“把貧困發生率降到3％以下”。
“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脫貧，到省里又提前到了2019年，再到市里，又要求2018年。”當了20多年扶貧干部，劉錦云坦言自己從沒經歷過如此緊張的工作，“前面十幾年的壓力加起來都不及這兩年大。”
盡管村委會從20世紀90年代就把扶貧當作主要工作，但他們依然無法摘掉“貧困戶”的帽子。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一類貧困村，今天必須撕掉“貧困”的標簽。
在北沙縣，幾乎所有的公務員都能感受到這種壓力。每個機關單位都有自己的掛點村，都要包村幫扶。
“不管在哪個單位，扶貧都能稱得上最重要的績效考核指標了。”在劉錦云看來，扶貧工作從未被擺到過如此的高度，“可以說是全縣名副其實的第一政治任務。”
除了工作壓力，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關于扶貧的會議也突然多了起來。之前縣里幾個月一場的扶貧專題會議，現在已經變成了“平均兩個星期一次”。而每次去鄉政府，劉錦云都要做好通宵開會的準備。
小塘村所在的留鳳鄉是北沙縣貧困程度最高的鄉鎮之一，每次會議，新來的鄉黨委書記都要逐個分析每個行政村的情況。往往會議結束時，天色已經微亮。
這位鄉黨委書記連夜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闡述自己的扶貧理念，從深夜12點談到凌晨5點。隨后，這位80后的書記又直接上車，從縣城趕往留鳳鄉，去走訪鄉里的貧困戶。
留給扶貧干部的時間不是很多。在鄉政府通往村子的路上，隨處可見“全民致力扶貧”“打贏扶貧攻堅戰”的標語，村委會的公告欄上貼滿了補貼政策文件，縣里派來的駐村干部也經常徹夜工作。
成績顯而易見。這幾年，村口的砂石路鋪成了水泥路，樓房也慢慢多了起來，傍晚的村路上開始有人把成群的牛羊往家趕。
一條“通屯路”修到了村里。只能供一輛車通過，上面零散地鋪著一層石子。因為經常下雨，路面中部已經被車輪軋得拱起，兩側的輪印里灌滿泥水。大部分時間，只有摩托車才能在這段坡度不低的路上行駛。
駐村書記說，“十二五”期間，這個村扶貧投入300萬元就算達標，能夠完成驗收，但是那條路一公里的造價就高達46萬元。
在小塘村，“通屯路”已經稱得上“便利”的交通條件了。站在山頂俯瞰村子，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山里，十幾個屯子零星地分散在各個山坳。這其中，還有7個屯子正在等待“通屯路”，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這些屯子只能步行進入。
同樣難以入戶的，還有飲水。北沙因水而興，低海拔地區水系相對發達，可山上的小塘村卻沒有一條河流經過。因為山區地下水采集困難，小塘村的飲水更多需要“看天”——村里修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柜收集雨水，這些依山而建的圓柱形建筑物成了村民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冬季降雨偏少時，吃水就會成為很多村民的難題。而養殖和灌溉，則更像是一種奢侈。
也不是每個家庭都用得起水柜，一個容積100立方米的水柜大約需要1.5萬元。秋冬季山泉枯竭時，不少一樣修不起水柜的村民都要向鄰居借水。
為了按時完成任務，劉錦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研究出了一個脫貧規劃表。表格里大致列出了小塘村貧困戶的脫貧順序，按照規劃，2016～2018年這三年間，每年都會有一部分貧困戶“摘帽”。
只是，徐四貫并不在第一批規劃脫貧名單中。在村委會規劃里，他將是最晚脫貧的群體之一。
“要讓最容易脫貧的家庭優先摘帽。”
村委會門口總是一大早就有村民在外等候。有人想養牛，需要小額貸款；有人正在蓋房，想要申請“危房改建”補助。門打開后，他們涌進辦公室，把手中的表格攤在劉錦云面前，然后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緊張地握起雙手，等待劉錦云的簽字。
他們都是那部分要優先脫貧的村民，回答幾個簡單的問題后，他們的申請很快都得到了批復。
這些只是劉錦云工作的一小部分。辦公室里，各式各樣的表格堆滿了整張桌子。大部分時間，劉錦云都在收集表格需要的數據，或者正在為完成表格里規定的某項指標發愁。
在眾多數據采集工作中，“精準識別評分”是劉錦云來到小塘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這項數據包含“住房”“家電”“農機”“飲水”“通電”“通路”“勞動力占比”等18項指標，每項指標都有詳細的評分標準。得分在57分以下的，就被列為貧困戶，分數越低貧困程度就越高。
這份工作讓劉錦云見識了自己都從未想象過的貧窮。他幾乎走完了村里所有的“窩棚”，熟悉那種人畜共處一室的味道；他也鉆進過山洞，見到一對夫婦帶著10個孩子生活在那里。小孩子擠在一塊木板上，因為沒有衣服，他們只能輪流穿一條褲子。
他也去過徐四貫的家，給所有的項目打完分后，劉錦云在表格的最后填上了“36”的分數。這個分數意味著，在全村的貧困戶里，徐四貫的生存狀況處在中下等水平。
徐四貫并不知道，這樣的低分正讓自己離“脫貧”更遠。那些在村委會第一批脫貧名單里、明年就可以脫貧的貧困戶，大多都在50分左右。
“要讓最容易脫貧的家庭優先摘帽。”幾個村干部一臉嚴肅地解釋。對他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做法，也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時間不會給他們選擇的機會。每年年底，鄉政府都會委托第三方來驗收扶貧成果，這是村委會一年當中最重要的時刻。扶貧資金發到村里，如果驗收時沒有一點“看得見”的成效，資金去向就很難講清楚，干部也逃不了問責。
更重要的是，每年的脫貧計劃都是從上到下一級級安排下來的，如果完不成指標，就會耽誤整個區域的脫貧工作，這是村干部不敢想象的。
“6月份‘危房改建’資金發下來，11月份就來驗收。如果驗收方看不到改建的房子，那怎么解釋危改補貼花在哪了？”因為這樣的擔憂，劉錦云只能把“危房改造”補貼指標分給那些有能力建房的人。
為了防止有人“拿了錢不蓋房”，村委會還有項不成文的規定：房子必須動工后才能領取補助。
“至少也得先砌出一面墻吧。”一位村干部解釋說。
“政策到戶”時，劉錦云也在徐四貫家里講過這些補助政策。可徐四貫沒有想過這些，每次談到房子，他都會發出一聲苦笑，然后不了了之。
就連他居住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吊腳樓，也是他和哥哥的共同財產。父母去世后，兄弟二人共同搭起了這棟他們口中的“窩棚”，兩家7口人共處一室，用簾子分割出各自的空間。
“危房改建”其實離他也很近。吊腳樓的上方就矗立著一棟樓房，遮擋住了他家的大部分陽光。那是他另外一個堂哥的家，兩年前拿到1.8萬元的“危改”款后，再加上東拼西湊來的20萬元，堂哥蓋起了這棟樓房。如今，村委會的貧困戶名單上已經找不到房主的名字。
對于這樣的處境，徐四貫已經“認命”。他清楚，自己連修地基的錢都拿不出，更不用說“砌一堵墻”。
“把補貼都給同一個人，馬上就會有人告我們。”
在這大山深處，似乎沒發生過“人定勝天”的故事。大山還保持著最原始的狀態，荒草和不成材的樹木恣意生長。
兩年前劉錦云第一次來到小塘村時，這個20年的“老扶貧”也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這里山地高低不平，很少有連片的平地，一些小塊的玉米地分散在山坡上，被荒草包圍。用當地人的話說，“村里的莊稼都長在石頭縫里”。
幾年前，鄉里統一免費發放過山核桃樹苗。政府期望著它們結上果實，給村民們找到出路。在小塘村，這種核桃樹隨處可見。它們幾乎生長在每一家村民的門口，但六七年過去了，沒有人嘗到過核桃的味道。
“坑也挖了，肥也施了，結果一個核桃也沒見著。”一個村民用手指敲了敲門前的核桃樹，撇著嘴說。
這是村里最早推廣的“產業”。因遲遲看不到成效，村民們都不再買賬。規劃1500畝的種植面積，還有800多畝沒有完成。
近兩年，對村民們沒什么吸引力的“產業扶貧”又突然火熱起來，成了村委會除“危房改建”外，另一項重要的工作。
與以往不同，現在的“產業扶貧”除了給扶貧對象提供免費的樹苗、禽畜幼崽和技術培訓外，還會發放5000元的扶持資金。
扶持確實有了一些成效。一位村民去年領了100只雞苗，年末時成活了95只，算是把養殖穩定了下來。明明看到了希望，今年卻撂了挑子，不打算干了。
除去雞舍、飼料這些成本，一年下來，他幾乎沒賺到什么錢。本想著今年擴大規模，但“產業扶貧”補貼卻再也申請不下來。無奈之下，他只能任憑空蕩蕩的雞舍杵在原地，這成了他辛苦一年唯一的收獲。
這樣一來，這位脫貧戶因為沒有拿到第二年的補貼，又變回了貧困戶。
同樣無奈的還有劉錦云，每年的補貼指標都很有限，遠遠不能保證惠及每個貧困戶。
“如果把補貼都給一個人，其他人肯定不高興，我們也不好做。”每遇到利益分配的問題，劉錦云和村里的干部都會變得謹慎起來。
“把補貼都給同一個人，馬上就會有人告我們。”劉錦云挑起眉毛，提高聲調說。
對這些燙手的“香餑餑”，村委會采用了最保險的平均分配做法——拿到“危房改建”指標的，一般就不能同時申請“產業扶貧”指標；前一年拿到補貼指標的，第二年一般也不能再拿。
另一位村民正在被這個分配方案困擾。幾年前，他用跑車掙來的錢買了幾頭豬崽，現在已經繁育出了19頭成豬。今年他本來想要擴建豬舍，正急著用錢。可他去年申請了“危改”補貼，今年就很難再拿到“產業扶持”補貼。
現在，蓋房借的錢還沒還清，他又要尋思著找人借錢建豬舍。
“脫貧還是要靠借錢，沒別的辦法。”他說。
徐四貫也想過養雞。他去村委會申請“產業扶貧”補助，但是建雞舍需要的一萬多元，他一分也拿不出。最終，補貼沒有申請下來，養雞的事也不了了之。
“雞都養不了。”每當提起這件事，徐四貫總會笑著說出這句話。除了建房，養雞又成為了他最新的自嘲。
本來指望用“政策兜底”來保證這些人生活，卻又卡在了政策上
徐四貫眼下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兩個“屎都不知道在哪拉”的女兒能快點長大，那樣自己就可以出去打工，重新撐起這個家。
劉錦云曾想幫他申請一個低保，這樣至少可以保證他和女兒不用餓肚子。可因為兩個女兒都沒有出生證，落不了戶口，他因此失去了低保申領資格。
劉錦云也去派出所幫徐四貫協調過，哪怕派出所也清楚徐四貫是兩個孩子的親生父親，可他還是不出意外地得到了“這是國家規定，無法辦理”的答復。除非他對孩子做親子鑒定。
“親子鑒定一個人要一千多（元），我上哪弄這么多錢去？”伴著苦笑，徐四貫低聲說。
小塘村不少在生存線上掙扎的貧困戶都存在這種問題。對于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2000多萬人口，國家計劃納入農村低保制度覆蓋范圍，實行“社保政策兜底脫貧”，劉錦云本來指望用“政策兜底”來保證這些人生活，卻又卡在了政策上，找不到任何回旋的余地。
在他看來，這種“上面定的政策”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可只能被動去接受、去執行。
2018年完成脫貧任務，在留鳳鄉、在小塘村無比艱辛。劉錦云清楚，村委會的脫貧規劃表里，越靠后的貧困戶越難脫貧。他還沒想好，這個結果究竟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做到。
他曾去過鄰省的一個貧困縣考察，印象最深的是當地縣財政每年投入5000萬元用于脫貧。可在北沙縣，這個數據只有2000萬元。
“這點錢也是各個單位勒緊褲腰帶硬擠出來的。”劉錦云感嘆，兩縣投入不同，并且北沙縣情況明顯更差，但脫貧的限期卻是統一的。
“我搞了20多年扶貧工作都沒讓小塘村脫貧，現在卻讓3年就實現這個目標。”在體會到種種壓力后，劉錦云感慨。
有同樣感受的還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青年教師邢成舉，在大量的田野調查中，他抵達過各種貧困程度的地區。
“一些中東部省份的縣市，貧困發生率都只是個位數，不管是2018年還是2020年，他們都完全沒有脫貧壓力。”邢成舉說，“可在一些連片特困地區，脫貧目標確是一項極大的考驗。”
在北沙縣，擁有全縣最高建筑的是一處剛剛建成的居民小區，可容納6000戶，共3萬人。那是一個移民搬遷安置工程。未來一段時間內，北沙縣幾個鄉鎮的部分貧困戶會陸續搬到這里。
走過小區門口時，徐四貫并不知道它跟自己有什么關系。可在劉錦云眼里，它也許代表了擺脫貧困的希望。
一兩個月前，他已經開始在小塘村動員移民搬遷。在距小塘村5公里的一個集市上，政府正在籌建一個可以供200戶居住的小區。
雖然不在縣城，但是小區在集市旁邊，小學和初中也在不遠處，水電也會通到每家每戶。
對于小塘村那些還住在“窩棚”、出門要翻過幾座山坡的貧困戶來說，這幾乎是他們扭轉命運的最好契機。
可盡管美好的生活擺在面前，仍然有不少人不愿離開。搬遷屬于無土安置，“連地都沒有，住得再好還不得餓死”，有人對劉錦云說。況且，盡管政府會給搬遷戶每人3萬元的補貼，但住戶通常還要再拿出數萬元的購房款，這個數額也不是每家人都能承擔得起的。
“移民搬遷工程都有配套的產業，可連房子都還沒見到，村民們哪會相信這個。”每次去貧困戶家里動員搬遷，劉錦云都會費盡口舌，可仍有不少人滿心疑惑。
在他的筆記本上，村里迄今共有72戶簽了搬遷意向書。但究竟能搬走多少，他承認“心里也沒底”。
徐四貫也在搬遷意向書上簽了字，他偶爾也想象過住在樓房里的生活。只是，每當談起這個，他還是會發出熟悉的苦笑，然后習慣地自嘲：“明天的飯都不知道在哪，還想著住樓房。”
他自己并不清楚，在一份更大的圖紙上，他屬于七千萬分之一。
（文中所有人名、地名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