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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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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
【主辦機構】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
【承辦機構】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時 間】2010年9月20—22日
【地 點】中國?杭州
【論壇主題】“十二五”城市化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
一、 城市化總體戰略
二、 我國城鄉建設與土地制度演進方向
三、 農民市民化轉化的政策規劃
四、 城市建設與住房保障
【專家主持】
李兵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李津逵：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博士
【會議主持】
顧 晴：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城市化雜志副主編
顧晴：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在十二五即將開啟之際，我們在美麗的西子湖畔迎來了第十二屆中國城市化論壇。
首先我代表論壇主辦機構——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以及承辦機構——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向蒞臨第十二屆中國城市化論壇的所有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
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在徹底改變中國經濟社會面貌的同時，也因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割據，讓中國的城市化有著自己鮮明的特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除了寄托諸多福利待遇和公共產品的戶籍制度之外，農村剩余勞動力以“民工潮”形式進城打工形成的“半城市化”，公有與集體所有、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性質區分的土地制度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制約和局限著中國城市化的和諧發展。據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城市化率將突破50%，這意味著千年歷史的“農業中國”從此將進入“城市中國”的時代，也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將迎來新一輪跳躍式的發展時期！
那么，城市化進程與宏觀經濟、生態安全、糧食安全、主題功能區劃、住房保障的關系是什么？這些城市化中的問題表明，中國急需全面系統的城市化研究，中央的全面統籌，整體配套的國家政策，法規制度修編，才能讓中國城市化這艘巨輪平穩前行！
為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指導、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主辦、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承辦的“十二五城市化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閉門論壇，將匯集我國十多位著名專家學者、企業家代表和行業精英的精彩觀點，在預測我國“十二五”期間城市化發展趨勢，探討我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以及世界經濟環境轉變加劇的態勢下，應當做出哪些重大的政策調整，從而把握大環境、大趨勢，明析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大思路、大戰略。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秉仁先生
此次論壇意義深遠，得到了政府領導和專家、企業家的密切關注與積極參與。現在，請允許我介紹一下今天出席論壇的領導和嘉賓，他們是：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秉仁先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教授樊綱先生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李兵弟先生
●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張幼云女士
●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先生
●上海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上海市原國資委副主任、上海市原物價局長徐家樹先生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龍隆先生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秦虹女士
●重慶市統籌城鄉配套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徐強先生
●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莫劍榮先生
●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張俊先生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李津逵先生
●新華社國內經濟采訪部記者杜宇女士
●中國新聞社張希敏女士
●光明日報國內部主任記者梁捷女士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蔡義鴻先生
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處、城市化雜志副主編顧晴。再次感謝各位領導和嘉賓的積極參與！今天各位嘉賓將就以下話題進行研討：
樊 綱：十二五期間中國城市化需要一系列體制創新
徐家樹：實施長三角城市群戰略的現實路徑
李兵弟：中國農村住房制度的發展與改革
牛鳳瑞：農民市民化相關的制度變革
徐 強：重慶戶籍改革的思路、制度和進展
張幼云：中國農民市民化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
龍 隆：房地產與住房制度——中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基礎
秦 虹：促進農民工進城定居的住房政策建議
李津逵：以更加開放的體制營建健康幸福的城市
莫劍榮：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房地產企業的困惑與責任
李秉仁：十二五城市化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總結發言
現在，論壇將進入議題階段，我們將有請專家主持人--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李津逵博士做論壇主持，大家掌聲歡迎！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李津逵先生
李津逵：謝謝親愛的各位前輩、各位專家，從樊綱院長和李秉仁主任提出這次會議的議題到現在大概籌備了有半年時間，在這半年中間應該說蔡義鴻秘書長，保億集團在莫劍榮總裁率領下的這支隊伍給我們做了充足的安排和準備，大華飯店可能是距西湖水面最近的一家賓館，1935年一個猶太洋行的中國代理人建設了這家飯店，以后中外的名流經常來到這里下塌。在這里聚會，這里還是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國農業發展綱要的一個起草地，所以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個秀美的環境開這樣一個會議，我希望這個會議氣氛能輕松一點，因為我們是一個高層小規模論壇，樊綱院長就是想大家能為“十二五”規劃提一些真知灼見，我個人覺得城市化恰恰就是兩百年來同步的中國社會轉型，而這個社會轉型現在不可逆的進入了加速階段，而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的民族可能準備的不是很充分，因此“十二五”是城市化非常關鍵的五年，大家今天聚會在這里暢所欲言，為了今天的會議開好，我建議大家發言的時間盡量壓縮，盡量的精煉，在20分鐘內把觀點講明，然后我們大家討論，每一個人在討論中間的發言時間也不要超過5分鐘，這樣我們充分的討論之后落在政策建議上，按樊院長的意見我們是為“十二五”提建議最好的機會，也是最后的時機，大家抓住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
現在，首先我們邀請樊綱院長對今天的論壇的意義要求目的先做一個致辭，然后會議的組織者蔡義鴻秘書長也為樊院長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命題作文，叫“十二五”期間中國城市化需要一系列體制創新，我相信樊綱院長不僅長于宏觀經濟制度經濟學，而且發展經濟學，以他的視野給我們做一個開篇，大家掌聲歡迎！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教授樊綱先生
樊綱：首先，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論壇，特別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領導和專家，真正參與城市發展的一些專家能夠參加我們這個會！我們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專家在北京各種層面上也都討論城市化問題，為“十二五”規劃作出很多貢獻，今天大家一塊再進行一輪討論。其次要感謝莫劍榮總裁，保億集團對會議的大力支持，中國的發展現在已經是多元化了，并且市場、企業占有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城市化進程也是企業參與發展的一個過程，所以非常感謝能夠支持參與我們今天的討論。
下面，我談談自己對于城市化的看法。首先，明確一個概念，城市化是什么樣的進程，本質上城市化是農民進城的過程，如果城市的發展、城市的擴大、城市的建設，沒有農民的話，那只能叫城市發展，原來的城市貴族生活更好的過程，而城市化進程的特點也是城市發展的特點，但是特點強調的是農民進城。第一代農民工一定是窮人，因此城市化的進程是窮人進城的過程，一方面這是一個重大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這兩方面決定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基礎其實是工業化，是非農產業化，而且這個工業化非農產業化不是按產值算，是按人算，我們如果說以人為本的話，它是人的變化過程，人先脫離農業，然后人再脫離鄉村，它一定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歷史進程，一定是充滿各種矛盾的歷史進程，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充滿了美好的一件事情，它充滿著沖突、矛盾和焦慮緊張等等，甚至在其他很多國家它是革命、是戰爭，是長期的失業、長期的貧民窟，社會矛盾等等。所以我們別把這件事當做小事。
第二，別以為城市化就是一個城市的問題，實際上它是一個歷史發展進程，是一個國家歷史發展的進程，一個民族、一個人類的民族發展的進程，所以我們談的這個問題，命題很大。
第三，中國歷史進程獨有的一些特點。談特點就要談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其他國家的特點我多少講一講。現在我們推崇的，我們學習的，我們模仿的這些發達國家，它們現在已經完成城市化進程了，甚至完成了“后城市化”進程，也就是說人先進了城，然后又出城，又郊區化，美國是郊區化，歐洲是鄉村別墅化，這個進程都完成了，它的情況是什么情況呢？按發達國家的平均數，韓國先不算在里面，韓國現在的農民還剩下5%左右，日本剩下4%左右，其他發達國家農民平均剩2%，美國1.7%，法國2.4%，是工業化進程。在這個工業化的基礎上它完成的城市化是80%到90%，就包括了“后城市化”過程發展，一般來說都是90%。而這個過程是在200年過程當中，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二戰以后到了70年代左右完成。美國1900年的時候，大概城市人口只有50%，然后到了70、80年代上升到80%幾，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人們夢寐以求實現的。我們在英國開會時，還是一個經濟學家說農民干嗎要從農村出來，我們的農民在農村不是挺好嗎，收入的差距有政府補貼。我說，對于你們來說當然好，你們只剩10%的農民，90%的人得稅收補貼10%的農民，當然好，可是我們還有40%多的農民，讓60%的征稅去補40%的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發展中國家都要學發達國家，客觀上努力在走這條道路，然后就出現了拉美現象，菲律賓也好，馬尼拉也好，都跟拉美是一樣的。它們是后來者，然后接受了西方發達國家很多體制和政策，也開始推進現代化進程。然后走到了一個什么程度呢？拉美是從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亞洲一些國家從五六十年代開始，農民開始進城，但是沒有工作，又想要高福利，政府要承擔這樣那樣的福利，于是出現了財政赤字，高額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債務危機，結果導致經濟停滯，經濟停滯又導致了就業增長停滯。農民從農村出來了以后沒有工作，陷入了貧民窟，40%的失業率持續了幾十年，城市貧民窟就變成了一種永久性的現象。
最近甚至世界銀行的專家組還寫了一篇文章《論證貧民窟發展中的轉移》，他們認為解決貧民窟的問題，要提供公共服務，對城市的下水進行改造，實際上這是沒辦法的辦法，現在說起來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個因素，但是別忘了那種社會顛覆性的痛苦和一次一次革命。昨天開會易綱還說，到阿根廷，他們提出“阿根廷不要哭泣”，實際上阿根廷就該哭泣，現在還搞“左”的東西，軍政權、左派權反反復復，這都是社會矛盾、社會危機。
這之后就有了“四小龍”，把“四小龍”當做我們學習的現象，因為“四小龍”社會差距不大，貧富差距不大。我們想想“四小龍”的經歷，這是有東亞文化背景的，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東亞文化是有政府的，政府是做事的，是一個積極的政府。“四小龍”的特點是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飛，等到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拉美已經掉入陷阱，當時日本在前面已經上了一個臺階了，這時候“四小龍”開始起飛，“四小龍”起飛的時候世界上幾乎沒有跟它們競爭的，它們就是出口導向，“四小龍”總人口加起來一共有5千萬，而我們可是14億人。所以5千萬人口高速增長，外向型經濟，世界上又沒有和它們競爭的，所以它們20年走完了工業化進程，走完工業化進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農民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10%左右，20多年開始到達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然后工資開始上漲，工會還是罷工，社會平等開始逐步實現。然后人們逐步進城，進城都是有工作的，因此“四小龍”沒有貧民窟現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也要看到它的特點。
后來又有了“四小虎”，“四小虎”走了一半，中國崛起了，世界形勢不一樣了。我們現在想一想，我們現在崛起，我們14億人要就業，而現在的世界形勢是什么，40億人開始有能力要就業，以前是沒能力，以前在發達國家之外世界上落后的國家當中，現在都是以新興市場經濟走到了今天，3、4億人都有能力參與世界競爭，可想而知，我們的壓力是什么，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什么。
那么，我們的特點是什么，我們的成功之處是什么，我不做大的分析。我們的成功之處，我們之所以現在城市化進程還比較順利，沒有城市貧民窟現象，就業還在增長，工業化按照全部勞動力算每年一個點，城市化按照全部勞動力算每年一個點還在發展，城市的發展盡管現在有一大堆問題，但是畢竟還算基本穩定。比起世界各國歷史上的情況包括發達國家，那時候就是圈地運動、社會緊張、馬克思出現，有人前幾年寫了一本仿照恩格斯寫了一本《中國經濟現狀》，可以說，那些都是經過社會的痛苦過程，而我們基本正常。
有幾件事是中國特色的，也許是別人學不了的，第一我們的土地制度。在工業化進程當中，農村的土地制度成為了農民最終的社會保障，使失業農民不至于失地，而不是先失了地趕到了城里又沒有工作，在沒有別的保障期待下還有一個社保，這使中國基本穩定，漸進有序，走到了現在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階段。
第二，積極的政府。這件事可能和過去計劃經濟有關系，中國之所以實行了計劃經濟是有東亞因素、有東亞傳統在里面的，那就是一個積極工作的政府。城市化是一個公共進程，是一個公共品提供的過程，城市本身是一個公共品，它的基本框架，硬件軟件是公共品，在公共品提供的過程當中本質是需要政府的職能。
第三，區域布局。中國因為人多，因為實現充分就業過程比較漫長，勞動力成本長期被壓的很低，中國的儲蓄率不僅是世界最高，而且可能是長期比較高的。世界各國在這個階段都是儲蓄率比較高的時候，都是建公共工程的時候，建公共基礎設施的時候。法國、英國的地鐵就是那個時候建的，建的前提是那時候的儲蓄率比較高。現在，中國的儲蓄率比較高，因此中國可能會形成世界上最好的基礎設施。現在高鐵在加速建設，這會讓很多中部地區形成一些城市和城市群，但特大城市群是形成不了的，因為最后80%的人要到沿海地區去，因為那兒的水陸運輸成本最低，最終的就業在那里，人口成長在那里，現在這個因素仍然在，因此我仍然希望看到沿海地區承載更多的人口，這是中國的需要。中國的沿海是世界大國當中最小的，最寶貴的，最應該承載更多人口、更多就業、更多經濟活動的地方。由于中國人口太多了，沿海肯定承載不下，也需要中部地區承載一部分，這樣，我們有各種基礎設施，高鐵、輕軌，連接各個城市的運輸。從某種角度來講，我們的高儲蓄率會讓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持續的時間更長，最后形成的規模更大，質量更好。
第二大方面，我們需要研究問題的一個重點，要充分認識到，特別是我們做研究政策建議著重的是公共過程，怎么利用好剛才幾個特點，在幾個特點的基礎上做正確的事情，從而使艱難的歷史進程得以比較有序的發展。這要從城市化的性質，從公共性質來討論。第一是硬件的供給，城市中有規劃。在硬件的問題上，我覺得現在是最大的問題，從規劃上，從城市發展，從政府政策的戰略來看是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需要有一個規劃，而且不僅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規劃，而是整個中國城市化布局的規劃，或者一個省、一個地區的城市化布局的規劃。我們不可能所有地方、所有小城市都變成大城市，我們也不可能在西部建很多大城市，現在很多城市都提出建成大城市，那是不現實的，而且“撒胡椒面”的話我們這些儲蓄分散到各地去，就會形成大量的“鬼城”，高樓大廈的“鬼城”不得了。我在北京發改委討論的時候，建議為什么不能有一個城市化規劃，別的事市場管著，但是城市化這事是需要政府管，政府統籌規劃，好好做一點經濟社會分析，人口的走向，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運輸成本的分析，當然政府的分析經常被市場所否定，但是有一個大致的規劃，至少一開始不要把錢“撒胡椒面”，而是撒到幾個比較確定的地方，在將來能夠有大發展的地方多投入一些。這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事，而且這也正是“十二五”規劃要推進城市化進程應該要考慮的。此外，與硬件相關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土地的供給、土地的整合、農村宅基地怎么進城等等，我覺得這些既屬于軟件，也屬于硬件，屬于資源的配置。
第二，最重要的是軟件。這兩年我們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也是以城市化進程的公共政策為主題展開了許多研究，并且發現城市化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從戶籍、人口政策到社保政策，到公用品的供給，水電煤氣的供給，公用品的歸置問題，到交通運輸系統，到城市管理系統，最重要是社會政策，農民進城的政策，農民市民化的政策，這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一些。可以說，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集合構成了城市化進程。
我個人覺得對于“十二五”規劃下一個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是大的戰略性的規劃。研究中國下一步城市化的建設，第一能不能有一個中國城市化規劃；第二，是不是能夠積極推進農民市民化的進程。我們提出一個建議，淡化戶籍制度，強化常住人口概念，走雙軌制。如果按照現有的戶籍貴族享受的公共品，按照那么高的水平去推進城市化，那每年只有少量的人能夠進入城市戶籍，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會變得非常緩慢，社會矛盾會越來越大。現在像深圳，戶籍人口280萬人，常住人口680萬人，把280萬人的公共品保住，公共服務保住，但是新增加的資源向680萬人傾斜，給他們提供水平較低、漸進的、逐步健全的、逐步提高的公共品，這樣城市化的速度會很快，而不是有限的資源拼命往城市貴族上加，導致農民工進不了城，落不下戶。我覺得這些都是“十二五”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
最后再說一點艱難，大背景就是世界格局的艱難。在世界上40億人和我們競爭的當下，我們能不能跑在前面，能不能通過 “中國模式”走的快一點，走的前一點，我們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先走出去，完成這個過程。我們現在還有30%左右的勞動力是農民，還有50%的農民住在鄉村，這個進程能不能在今后二三十年基本完成，基本達到拐點，如果農民工在中國只占15%，我們就算走出去了，中國現代化就算走完了第一階段，我們就算成功了，但這仍然是十分艱巨的。
就講這些，供大家參考。謝謝！
李津逵：謝謝樊院長，從城市化是農民進城，窮人進城這樣的大視角分析了世界城市化的背景和中國城市化的特色，給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頭。現在，讓我們有請上海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上海市原國資委副主任徐家樹先生發言！
上海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上海市原國資委副主任徐家樹先生
徐家樹：各位專家：上午好！剛剛樊綱院長做了非常有戰略意義的講話，我的發言是從上海的角度取的一個題目：實施長三角城市群戰略的現實路徑，這個路徑跟城市化有關系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因為原來有一個稿子，我就結合城市化的內容講一點想法。實際上上海城市群的發展比較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上海曾經成立過“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當時王林還有汪道涵曾經當過主任。在90年代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長三角經濟區問題就提出來了。最近，“長三角區域規劃”把長三角城市群戰略定為國家戰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剛剛樊綱也講了，城市化要規劃。我想城市群規劃實際上是城市化規劃的一個方面，在實施城市化發展戰略過程當中，路徑怎么選擇，或者叫現實路徑怎么走，我概括了這么一個想法，因為城市群的戰略不是單個，一個一個城市的發展，它是把若干個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來推進的發展戰略。因此，這個路徑應該是：在“長三角區域規劃”總體要求下，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通過政府有關部門的組織協調，推動制度創新，不斷的實現我們的有限目標，逐步推進長三角的發展。具體的我想講四點意見：
首先要明確指導思想，我看了“長三角區域規劃”，規劃里面有一段很長的文字表述指導思想，高屋建瓴，內容豐富，很有水平。我這里主要是強調一下要堅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什么要強調這個思想？我總覺得我們在發展過程當中，還是要特別注意以人為本，要考慮到統籌協調，要考慮到協調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幾個要點: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些在實施規劃當中必須全面加以落實。規劃里對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服務業比重的指標，還有城鎮化的指標，甚至科研經費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的指標都有規定，但卻沒有規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指標。這是個問題，我感到有一點缺陷。當然科學發展還要注重其他方面的內容，關注社會民生，注重環境治理，這些方面都要體現。在“長三角區域規劃”當中，這些方面的內容都做了很好的表述，非常全面，非常好。
第二，要確定有限的目標。在“長三角區域規劃”當中，有戰略定位的目標，有功能定位的目標，還有城市化發展目標，經濟增長的目標等等，但是我提出來要確定一個有限目標，意思是一個從總體規劃，分步實施的角度上來看，每一步都應該有工作目標；再一個從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中，要統籌協調解決在行政分割下的一些難題，實際上只能是一些有限的目標，不是無限的目標。我們上海在“十二五規劃”研究中涉及這樣一些內容：首先是產業整合的目標。長三角的產業定位是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長三角城市群，特別是核心區域16個城市的區域都是按照這個定位來確定產業，但是現在產業布局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行政分割體制下各城市是相互競爭的；第二個是這個布局很大程度取決于外國大公司，現在外國公司投資蠻多，選擇什么產業，放在什么地方，這是外國公司的選擇。實際上現在上海的產業分工不再表現為定位分工，企業的分工，而是價值鏈上的分工，大城市有人才，信息集聚，但商務成本比較高，主要是從事產業高附加值的部分，包括需要核心技術支撐的研發，制造等高端服務；中小城市商務成本較低，必然從事中低端部分，如加工組裝。其次交通實施對接目標。主要是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城際軌道交通的對接。城際軌道交通和長三角地區逐步的對接起來，軌道交通上海11號線將來要通到江蘇昆山、花橋，9號線通到浙江的嘉興等等，都是一體化，發揮同城效應。還有港口的聯動目標。長三角地區港口資源豐富，航運業比較發達，主要建設以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為目標，加強港口運輸建設，同時加強長三角內河航道的規劃，航空樞紐的戰略規劃，明確杭州、南京，寧波等機場的分工協作。還有科技創新合作目標，環境保護等等。在實施長三角城市群戰略當中，在各個方面要確定有限目標，逐步的推進，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推進制度創新。現在長三角城市群的戰略是一個整體的戰略，城市的利益應該服從這個區域的利益，區域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所以在長三角一體化的過程中要針對制約因素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創新，事實上是實施長三角城市群戰略的一個關鍵和動力。我們在制度創新方面也提了很多建議，比如企業改革，推動區域產業的一體化，通過科技體制改革推進創新體系一體化，通過市場準入的規范推進市場建設的一體化，通過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積極推進區域社保合作。軟件建設方面還有很多內容需要進一步推進。
第四，要強化協調機制。實施長三角城市群發展戰略當中，兩省一市，16個城市的合作，開展了一些有效的對接，但是有一些問題相互之間還是有摩擦和分歧的，需要更高層次的政府部門積極推動。我們建議要積極爭取國家層面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指導和支持，要由一位副總理分管，國家發改委負責加強與上海、江蘇、浙江之間的溝通，協調推進區域合作的大事；省市一級主要是完善上海、江蘇、浙江三省的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也就是兩省一市的市長峰會，商討在能源、交通、信息、科技、環保、社保、金融、涉外服務、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合作。第三還可以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就是有專家建立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咨詢委員會，還可以成立跨地區的行業協會，通過這些民間組織進一步推動城市群的發展戰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
從樊綱院長的講話當中我有一個同感，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還是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階段，城市化應該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戰略提出來，放在重要位置。現在全球化、國際化、信息化提法很多，但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來說，我國還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階段，城市化是推進我們中國走向現代化重要的路徑，這是它的重要位置，應該作為一個戰略問題來重視，這是一點。第二，推進城市化發展戰略要抓好規劃工作。我們知道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三大城市群規劃都做了，一些中西部地區，比如說安徽的皖江經濟區規劃。這些規劃對推動城市化的發展很關鍵，城市化規劃領域除了城市形態的規劃，還要做好產業的規劃，交通樞紐的規劃，這幾塊是城市規劃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因為城市群的發展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作為一個規劃就是要組織推動。城市化發展規劃中還要結合產業布局結合起來。上海在融入長三角城市群發展戰略中，有許多具體內容如產業結合方面還是蠻好的。第三，創新體系建設是關鍵。軟件建設實際上是推進城市化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在這上面要研究的問題確實很多，土地制度問題、戶籍制度問題，除了剛剛樊綱院長講的，實際上還有一個教育體制問題，教育體制也很重要，農民進城、小孩讀書，上海教育部門允許農民工子女進入和本地上海戶籍子女一樣的學校讀書，這方面的改革也要跟上。我剛剛在浙江日報上看到，昨天的浙江日報講浙江小城鎮發展的調查，第四次報道，講到很多政策，土地政策，收入政策還有戶口政策等等，所以選擇在浙江開這個會很有啟發，浙江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很好的工作，建議大家看看這個材料。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
李津逵：好，樊綱院長剛才核心的一條建議就是中國需要一個城市化的規劃，徐院長做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回應，就是如果國家層面有一個城市化的規劃，區域層面要有城市群的規劃，而城市群的規劃最大的問題是制度需要創新，機制需要協調，避免相互的摩擦，這里面規劃的主體是誰，按照現在的規劃是上層規劃決定下層的規劃，但是這種上層規劃已經出現很多問題，有很多被定義為工礦區的區域其實本來可以發展成有味道、多功能綜合性很好的城市。如果每個城市自己決定，就出現了徐院長說的是局部服從全局等等這樣的問題。美國是每個城市是主體，但是形成城市政府之間的連接會議，這種由政府作為主體，但是大家聯席討論的民間機構的方式行不行，這就給我們帶來很多思考，我們是不是就以樊綱院長核心的建議，從這兒開始我們延展，有30分鐘的討論時間，各位發表一點高見，牛老師！
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先生
牛鳳瑞：主持人點我名字了，我先說幾句，剛才樊綱院長講的城市化規劃問題，中國搞了將近半個多世紀，我們計劃、規劃也好，但是我們總沒有解決一個問題，我們規劃和計劃本身的科學性。實際上一個國家城市化本身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里我們的規劃、我們的政策如何適應這種客觀的發展趨勢，現在我們對這個研究的不夠。我談兩點看法。
第一點，中國未來城市化戰略的選擇問題。首先的問題明確我們城市化是干什么的，剛才樊院長講了城市化的本質還是農民進城，當然是不是窮人，可能首先是農村的富人進駐城市，大概是這么一個過程，那么的話，這是本質。但是作為我們國家，作為一個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我講這么一個觀點，中國積極穩妥的推進城市化，這是我們低成本的實現現代化必由之路，請注意，我加了一個“低成本”，要想高成本就別推進城市化，那種不確定性就會大大的增加。目前我們又應對金融危機，又搞宏觀調控，我提出一個觀點，我們的城市化就是我們應對金融危機、擴大內需，優化結構的最重要的結合點，或者最佳結合點就在這兒，這跟我們國家的宏觀戰略不應該有矛盾，應該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只有這么去認識問題，我們的城市化戰略才有一個指導思想。不要整天喊城市污染、城市擁擠，馬上就夸大城市化、城市建設過程中的問題，夸大這種矛盾、激化這種矛盾，最后什么問題解決不了。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具體的城市化戰略是什么。一是中國的城市化戰略應該是一個集中性的城市化戰略，所謂集中性體現為四個層次，中國有一個較高的城市化率；中國大城市率先發展；中國若干個都市密集區形成；城市的緊湊型布局。這是發展幾種城市化的四個含義。二是多元化的城市化戰略。什么叫多元化？動力的多元化、階段的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措施的多元化等等。三是實際上我們現在面臨很多問題都是跨區域的城市化，或者異地的城市化戰略，比如重慶要講外部的就受到局限，這里面有地區利益的協調問題。最后一個戰略是內外結合、上下結合的城市化，這個不展開。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李兵弟先生
李兵弟：我簡單說幾個觀點，聽樊院長講的還是蠻有啟發的，我的工作觀點是做城市化規劃確實是需要的，但是從計劃層面、建設層面上還是有不同的，我們的《城鄉規劃法》存在一個缺陷，就是它并沒有能夠對區域性的規劃作出更多的規范或者約束，僅僅把城鎮體系提了上來，我們國家目前又沒有《區域規劃法》這樣更多宏觀性的法律，現在看來的話必須要更多的發揮《城鄉規劃法》的作用，讓我們的城鎮體系規劃能夠在更積極的意義上介入城市化發展規劃，介入到我們地區生產力的布局以及相應的城市化過程中間公共品的提供，這是一個基本觀點。
第二個觀點，從徐院長講的聯想到，當前大城市發展過程中更強調一些對地區生產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帶動能力，現在我們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還是希望更多基礎產業往自己區域范圍內匯集，把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作用發揮還是在產業水平上，而沒有更多的發揮到一種產業的創新，組織產業協調作用上，我希望在實質性產業的引入和軟實力的引入上能夠更多的關注，這樣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把大城市、特大城市作用能夠更好的讓它發揮到更高層面上，也才有可能為使得我們的制造業向內地轉移，向中部地區轉移，向中小城市轉移，這樣提供一種產業分布的空間，否則的話更多的資源要素向特大城市集聚，這個并不利于我們國家均衡化的城市發展，同時也不利于我們的農村人口，或者低成本城鎮化的作用，這是第二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我覺得在城市化規劃中間有一個很基本的觀點還是要繼續強調，城鄉還是要堅持有差異化的發展。因為中國確實是一個人口大國，又是一個農產品的生產大國，還是一個農產品的消費大國，特別后面這兩個農產品的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決定了我們國家的農村地位作用，恐怕和樊先生所講的兩億人口的城市化和5千萬人口的城市化作用和水平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中國城市化的推進或者積極穩妥的發展絕對離不開中國農村的繁榮和穩定，不減少農村人口大家都說不行，這里不是單純減少農村人口的問題，農村地區如果普遍把商品能源像城市一樣引入的話，恐怕我們國家能源安全問題更大，農村地區還得想辦法充分利用農村地區的特點，解決它的生活用能問題，節能減排在農村地區同樣也存在著，我想用“四大安全”來保證城鎮化或者城市地區穩步發展，作為城市地區或者城市密集地區，城市化主要形成的地區來講，更主要的是應當發揮一種產業引領，融入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以及更多產業企業的創新，這樣讓城市和農村以一種差異化的發展形態更多的保證我們國家城鎮化的穩固發展，實際上城鄉有差異化的發展應當是作為我們在城市化規劃中間一個十分鮮明的主題提出來，這樣也可以更好的決定國家的一些基礎設施，公共產品的投入方向。
第四個觀點，目前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有一些偏差或者叫傾向，就是一些地方不是以把“蛋糕”做大的精神推動城市化，現在有些地方是以“切蛋糕”的方式做推進城鎮化，這個可能有一些問題，發展畢竟還是第一要務，我們只有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間再把“蛋糕”切好，這才有可能讓我們的城市化發展過程更穩固、更扎實，我就說這些！
樊綱：我剛才非常贊同牛先生講的低水平城市化的問題，特別是關于城中村，城邊村的問題，剛才沒有講到的一個政策是公共住房，我是主張慢拆城中村，慢拆城邊村，為低收入群體解決住房，客觀上來說城中村，城邊村不是貧民窟，它已經是農民蓋的房子，有電有水，國外的貧民窟就是一個棚子，而且為了保住城中村，城邊村，我們反倒要強調它不是貧民窟，它生活條件還不錯，而且我們也沒說中國要發展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個水平太低了，城中村、城邊村的水平也是很人道，不是真正的貧民窟，我是90年代初去過一個貧民窟，那就是一個棚子，我們的城中村是正緊的住房，而我們的一些官員就想拆了，這是我們要保住的。
還有戶籍，常住人口制度，我沒有用低水平、城鎮化的進程，這是一個思路，不要用城市貴族的水平一下子包含進去，但是一定要考慮他的收入水平，他的發展過程，然后為他提供現有能夠支付得起的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你又不可能提供新房子，什么房子最便宜呢，最適合這個階層住呢，老房子、舊房子，稍微破一點的房子，而且要強調它不是貧民窟，是正式的房子，只是它不如現代的高檔公寓樓好而已，這個確實要說清楚，現在很多人一說提供住房就要給所有人提供新的房子，那是不可能，提供不起的。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秦虹女士
秦虹：我覺得實際上我們多年來對如何發展城市一直沒有明確的思路和一個正確的戰略，長期發展大城市還是小城市，中小城鎮等等，這個不說了，但是我們應該重視“十一五”開始的城市群發展戰略，我們“十一五”開始把中國的城市群發展作為城市化發展的主體空間形態，推動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我覺得這條路子是我們探索出的一條尊重了城市化發展客觀規律，借鑒了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的道路，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所選擇的一條比較正確的循環道路，最近我們看到從“十一五”開始將近30個地區的區域規劃得到國家的批準，無論是產業的更新還是以改革，各方面都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城市群的發展問題，不是單個城市發展，都是一個區域，區域中都涉及到若干城市，所以城市群的發展今后如果能夠走出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走健康的發展，城市群能夠實現健康發展的話，對今后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推進是功不可沒的，如果中國再出兩到三個像長三角、珠三角這樣城市群的話，中國的經濟實力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躍進，首先我很肯定這個路子要堅持，還是要探索出一條健康的城市化發展很路子。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最近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委托正在做沈陽經濟區同城化的研究，沈陽經濟區是叫做推進現代制造業的推進改革實驗區，涉及到8個城市，沈陽經濟區是原來遼東經濟區的概念，這8個城市從產業布局、市場發展當中也涉及到城市群的問題，這所有的規劃都涉及到城市群發展的問題，如何推進沈陽經濟區8個城市的同城化，我們當時提了六條建議，其中兩個核心，一個核心就是說要建一個以龍頭城市為主導的城市政府間的合作協作機制，這樣的話才能夠統籌所有提出來的規劃問題，產業布局問題，防止重復建設的問題，以及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問題，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必須以這樣的龍頭城市為主導，平衡各政府之間的合作協調機制；第二，要建立一個以產權合作為基礎的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機制，這是兩個核心。實際上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和城市群發展過程當中交通是最先導的，其他的產業布局都以基礎設施配套和相關系的，要考慮到交通運輸的便捷、考慮到市場，考慮到生產成本最低，都和交通有很大的關系，建兩個核心上，基礎設施就有一個政府之間的合作，各個城市獨立搞，要么就是規模小、成本高，要么就是重復建設，要么就是互相之間不能夠協調，效果很低，所以第一條要建立一個以產權合作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區域建設規劃，這是兩個最核心的。剩下就是以市場為機制，引導產業合理的布局，公共服務的共享，還有其他城鄉統籌等等問題。
我們就是應該看到我們現在走的這條以城市群發展帶動大中小城市發展的城市化道路，我覺得是一條非常正確的道路，現在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健康推進這條道路，這里面是城市化戰略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李津逵：合作機制決策過程是一人一票還是怎樣？
秦虹：現在我們還沒有，現在雖然提出了城市群，但還是各自發展的一個思路，每個城市還有自己發展思路，比如以沈陽經濟區為例，最大的城市如何發展，我們建議它形成八個城市政府間合作協調機制，定期開會，定期共商規劃大事情，研究整個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問題，而不是單個城市群孤立發展，這也是很多經濟合作體之間它們能夠形成一體化發展比較有成功經驗。
李津逵：這是挑戰一個核心難題，長三角16個城市大概十幾年了開這個會，還有樊院長講現在互相之間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環渤海說了很多年，你是在挑戰一個最高的難題。另外我的理解，樊院長剛才說的城市化規劃不光是一個空間的規劃，當人從農村向城市走的時候，公共資源也跟著向城市走，比如建設指標，東西部肯定不一樣，東部一個鎮100萬人，1千億產能，相當于中西部一個地級市，但是它的公務員最高150元，因此在東部我們到處可以看到治安是協警，稅務是協稅，到處都是協，東部比如珠江三角洲的資源供給根本不足以建設一個城市，這種行政資源的配置又是民政部的，所以涉及到這么多方方面面國家部委政府的權力，大家各自掌握著，我們整個城市化沒有一個整體的戰略和規劃，我想十年以后鎮還是鎮，鄉還是鄉，很可能是這樣，我理解樊教授也不僅僅就空間規劃，空間協調，可能是整個國家公共資源要適應城市化窮人進城的過程。
秦虹：是的，表現在空間上的形態，城市群的建設，但肯定是有實質性的一些產業布局、分配，整個發展，人口的流動，肯定是有內在聯系支撐的，但是表現在空間上是一個城市群的空間形態。這是我們“十一五”規劃里明確提出城市化發展的戰略。
首先我覺得這個戰略比以前要好，我們應該堅持探索這條戰略。
第二，所有區域發展規劃里面其中都沒有離開城市群發展的核心問題。
第三，如何推進城市群里面協調發展，需要探索一些創新機制。
李津逵：就城市群區域層面來說我完全同意，但是跳出來，剛才牛老師說，在不同城市群之間，比如說關中城市群是城市群，但是整個大西北的人口還是凈流出的。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龍隆先生
龍隆：今天有一個啟發，這兩年有一個問題老是沒想清楚，對于下一步推進我們的城市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非常重要的. 我這兩年跑了好幾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馬尼拉、雅加達、曼谷。今年去了德里，最近從開羅回來。剛才樊綱說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是中斷的。我在開羅看到，埃及的城市化中斷現象非常明顯，比其他地方在區域上更突出，還不是一般貧民窟的問題。比如開羅的尼羅河東岸是富翁區，西岸基本上是窮人區。在那里，幾乎感覺不到到政府的存在，房子給我的感覺是一望無際的爛尾樓。爛尾樓是稅收政策導致的，因為蓋好了就要交稅，農民大量進了城，每規劃好也管不了，農地大片變成了住宅地。埃及8千多萬人，城市化率是70%，80%的人口集中在尼羅河三角洲大約兩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原來的工業沒有競爭力倒閉了，大量的農業人口到了城市沒有就業，城市的公共服務極度匱乏。按我們城市化率的目標，現在說的是2020年60%，它都已經超過了。但是除了富人區以外，窮人區是就是一個臟、擠、差。那個水溝不僅是污水溝，還是垃圾溝，死馬死狗腐爛在溝里，蒼蠅蚊子到處嗡嗡的。我在雅加達看見市區的河溝也是污水溝，但是水還可以緩緩流動。當然，老百姓似乎也很適應，你感覺不到政府在那里，看不到政府對環境的公關治理。樊綱說城市化是公共過程，公共過程中的作用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化進程當然是一個產業集聚的過程，人口聚集的過程。但是，大量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后，公共品的提供就是城市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了。公共品的組織與提供需要除了政府以外，一定要社區和市民的積極參與。城市化率的指標高不一定這個國家的發展健康。我感覺，埃及、印度、馬來亞的老百姓已經麻木了，幾十年的適應，把我們認為不能忍受的狀態當做常態了，所以已經沒有進步了，中斷了。這樣的城市化在中國老百姓不可能接受，社會矛盾、社會沖突是會很激烈，很大的。所以，“十二五”以后中國城市化，我們在認識論上、方法論上必須確認它是一個公共過程。
李津逵：非常感謝剛才樊綱院長和徐院長的開始，讓我們進入了一個非常熱烈討論的境界，大家一定注意到非常好的建議，城鄉差異化發展，現在很多地方提出農村城鎮化，做農村規劃的大學生，所有規劃專業學生所有課程表的名單上沒有“三農”的“農”字，沒有人懂得農村，然后就去開始規劃農村，現在規劃師資格的認證也沒有對鄉村知識的考試，這樣的話很可能在這一輪所謂農村城鎮化中間就把中華民族的文脈給徹底斬掉，當然公民社會、人力資源都是非常好的建議。
再次感謝樊院長徐院長的演講，感謝大家的討論！
接下來有兩個同樣精彩的發言，一個是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李兵弟，一個是重慶統籌城鄉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徐強，他們兩位會把我們的討論引向更深入的層次。首先歡迎李兵弟司長發言！
李兵弟：謝謝大家，我是搞了20多年城市，后來又搞了十多年的農村，所以從城鄉鄉統籌結合的角度說點跟城鎮化密切關聯的內容，但這又容易被大家放到另外一個角落上去，所以，我今天想就農村住房制度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中國農村住房制度問題的提出有點突然，有點偶然性，因為我們這么多年一直講城鎮住房制度，現在又講農村住房制度。我們國家不能講沒有農村住房制度，有，但是確實沒有做一個概括或者歸納，應當講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努力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農村“住有所居”的目標。
首先談談我國的農村住房制度。第一，實際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農村住房制度就已經有了，至今基本沒變，農村住房制度保證了我們國家農村的社會穩定，努力實現了人人享有住房，這個農村住房制度保證了城鎮化中間農民工大量的移動。第二，中國的農村住房制度有幾個基本的特點，我們把它稱之為“一供三非四保”。“一供”是一戶一宅，宅基地供給制度，農村住房建設制度根本上是建立在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制度基礎上，農民的房子可以說是由他自己建，自己用，自己來管理的，顯然這種住房建設跟農村社會的發展特征是一致的，具有分散化、獨立式、逐步建設的特點。第三，農村住房具有“三非”特點，這個“三非”特點給了我們很多具體的約束，非政府統一建設，市場上非流通，管理是非物業化管理，這個又表現了農村住房與宅基地的不可分性，農村的住房是房隨地走，先有地后有房，都是先有宅基地，然后蓋房。第四，各級政府有一個“四保”的基本責任，要保持宅基地供給制度的穩定性和宅基地的依法供給，現在我們一些做法實際上對這個是一個沖擊；保證科學合理的住房建設規劃和農戶建房的質量安全；保護農戶住房的財產權益；保障農村最困難群眾最基本的居住權利。這是我們說的“一供三非四保”，還有“兩權”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權和物權。這兩年農房建設持續發展，住房條件明顯改觀，到2008年我們全國的村鎮住房擁有量達到280億平方米，農民的住房面積人均達到了31—32平方米，這是農村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這幾年農房的質量建設也是穩步的提高，譬如我們到2008年，磚混的結構在農村已經上升到了61%左右，西部地區新建的混合結構以上也已經超過80%，而且現在農房建設的功能也確實在多樣化。政府加大了對農民建房的支持力度，包括現在除了因災損毀倒房的直接補貼外，中央政府還實施了“五保戶”集中供養、異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少數民族地區游牧民定居工程等。現在每年農民建房是5億到7億平方米。
第二，我想簡單說一說當前存在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農民住房建設的基本權益受到了一些侵害，個別地方的農民建房是無法取得合法的宅基地。村莊宅基地整理后的收益分配缺乏透明，這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特別是三中全會后，一些地方在整理農村的宅基地，宅基地的使用收益農民知道的不多，拿走的地怎么走的知道，但是收益有多少，該不該給農民給多少，農民不清楚。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強制農民集中居住和上樓居住，這個問題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規劃出現32層的農民居住樓，建的也出現20多層的農民居住樓。政府給農民蓋樓房，但還沒有實現農轉非，生產沒有實現農轉非，不是指戶籍。后面的幾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強制統建，包括農村集體統建和政府統建，帶來在統建過程中向農戶集資，包括施工隊最后攜款逃跑等等問題，此外還包括一些規劃建設管理滯后等等。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突出問題，就是一些城鎮居民到農村買房建房私下出售交易等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現在農村危房改造任務很重，我們這方面很少做宣傳報道，實際上農村的房屋應當講還是有一定困難。我們算過一筆帳，如果按照結構性來統計的話，2007年農房9.8%是非永久性結構住房，主要指土坯房、草坯房，按一半算約有13億平方米。農房按照比較寬的來算，20年一代，每年有5%約13億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進入更新期，在浙、魯、吉、甘等地實地調研，農村泥草房、土坯房等危房，極度破損比率分別占1.5%，5%，10%，20%，山西全省各類住房困難戶共31萬戶，占農村總戶數的5.1%。第三個問題就是村莊的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這是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反映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特別是一些農村基層集體經濟組織這些年基本上沒了，由鄉和村提供的社會化服務已經名存實亡，農村公共服務與社會服務沒有資金來源。第四個問題就是缺乏管理。現在我們農村編過規劃的村莊只占51%，還是歷年統統都算上，農民建房依法進行規劃建設審批僅30%左右，農民建房本身法制觀念比較薄弱，很多的農村施工隊伍也都是臨時組織起來的，沒有任何手續。
農房建設中間面臨上述困難和問題實質上反映的是中國農村住房建設的制度性缺失，它不僅關系到社會最基本的民生問題，而且將在宏觀層面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轉型、城鎮化和城鄉統籌發展形成新的制約，因此我覺得在城鄉統籌和城市化發展中間還是要研究解決這些制度性問題。我們現在歸納起來，還是要堅持制度建設為先導，政府幫扶、社會資助，農民還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來解決農房建設，也就是政府要幫一幫，社會要幫一幫，但是主要靠農民。“十二五”期間約有1500萬戶農民要建新房，大概在20億平方米左右，同時在這個期間要爭取改造1000萬農戶的農村危房，政府力爭能夠幫助600萬，剩下400萬主要靠農民自己來解決。與此同時，還要推動農戶的建筑節能改造示范。
下面我想重點說一說農房制度的改革發展和政策建議。第一就是要進一步明確住有所居的政府責任，不能把農民的住房問題放在政府之外，完全說成是農民自己的事情，要穩定宅基地供給制度；第二要穩定農民建房的基本制度，農村建房的基本制度穩定中主要的問題就是切實防止大拆大建農房，強行集中農戶的做法，維護農民住房的基本權益，現在農村的一些矛盾除了占地以外，比較突出的就是強行拆農民的房子，集中農村村莊，然后要土地指標，把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完全壓在農村的村莊整理上，這個問題不控制住是要變成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所以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第三要發揮城鄉規劃的服務和指導作用，這里面我想主要的是要做好縣域鎮村體系規劃。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村居民點調整的制度規范，怎樣加強農村居民點調整的制度規范，哪些村子能動，哪些村子不能動，哪些村子今后逐步動，現在沒有一個標準規范，都是一些政府的想法，特別是和拿地效益、積極性掛鉤起來，我們怎樣解決在統籌城鄉規劃指引下采取和平的、漸進的、利益逐步調整的做法，以城鄉共同發展的方式來逐步調整這些散落的農村居民點和分散居住的農戶，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歷史上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是羊吃人，我們在社會主義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不能采取這個辦法。另外來講的話，我們也不能完全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態度，就是農村居民點一點不能整，這個也不對，實際上我們也委托課題研究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東亞一些地區的國家確實對農村居民點進行整理，他們更多地是利用兩次世界大戰后的機會，戰爭摧毀以后做的，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條件。因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后，我們當時是把土地分下去，不可能整農村居民點，之后我們進行了土改，人民公社，邏輯上也不能直接把農民的集體土地拿走了，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到底怎樣從制度角度解決，現在需要研究。第四要研究國家住房制度背景下的農房制度改革，一個是宅基地供給制度，怎樣在宅基地總量不變，閘門關死之后先解決農戶的宅基地供給，也就是說不要一邊是宅基地改了以后變成城市建設用地，另一方面又開了閘門給農村供宅基地，這個不行，我們設想能不能把閘門關住，然后內部調劑來解決。第二就是農村危險困難群眾住房的改造，持續改善農村人居生態環境。要按照“獨立稅種、擴大稅源、穩定稅基、提高稅率、專政專管專用”的思路，研究推動將目前的城市維護建設稅改革為城鄉建設維護稅。逐步建立國家專項稅收支持村鎮基礎設施建設維護管理的長效機制。第五要完善農民建房的相關權益。大家都知道農民的住房是農戶最大的財產形式，應該這么講，特別是在一般的發展地區，最發達地區當然不是最主要的，農民都把房子作為最主要的財產，這里面確實涉及到農房的房屋登記問。我們是這么設想的，能不能按照統一平臺、分類實施、獨立編碼、封閉運作、預留接口、逐步過渡來推進農村房屋登記管理工作。我們也研究過，在農房登記中因為有它自己的特點，完全按照城市的房屋進行登記的話，現在在宅基地的認定上、產權的認定上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是按照分類登記。要站在城鄉統一的平臺，為未來做好城鄉統一的房地產市場預留接口，這些有很多制度性的前提都要進行研究，總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就把涉及到相關政策問題做一個介紹，我是這么個想法，在農村的住房制度改革中間希望大家不光要注意改革的成果，我們還要關注一下改革發展中的改革條件和發展環境的問題，謝謝！
李津逵：謝謝！感謝李司長介紹了這么多背景和思考。接下來我們請徐強副主任給我們講一講現在重慶正在進行的實踐和他們的思考，徐強副主任是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然后在重慶的基層工作，在黔江做過市委副書記，在酉陽做過縣委書記，然后又調回市里做發改委副主任，城鄉統籌辦副主任，所以對大家都非常關注的重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的變化，住房制度的探索，他掌握了最前沿、最核心的信息，我們歡迎徐強副主任介紹情況！
重慶市統籌城鄉配套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徐強先生
徐強：謝謝，我匯報三個方面。
第一，我們認為戶籍制度是制約城市化進程最關鍵的一個方面。戶籍制度造成“土地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分離。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中，中國的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大量的農用地轉化為了城市用地，實現了“土地城市化”。然而，以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為特征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使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農民工無法真正變為城市市民，沒有實現“人口城市化”。第二，目前的戶籍制度約束了“劉易斯拐點”的正常出現。工業化、城市化不斷吸納農村的富余勞動力，這是二元經濟結構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通過不斷的勞動力轉移，達到“劉易斯拐點”，促進工業化的進程。這里面就有一個產業的工業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問題。勞務輸出和勞動力轉移是兩個概念，重慶目前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工不能真正實現勞動力的轉移，一般情況，二十來歲的人進城打工，到了五六十歲他還會回去。以重慶為例，1997年重慶的戶籍人口城市化率19.5%，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1%，期間差了11.5個百分點。但是經過這么年的變化發展，我們的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增長了10個百分點，而我們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增長了20個百分點，就造成了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相差26個百分點，這就說明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數量在增加，而真正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沒有跟上。所以說，雖然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常住人口的急劇增長，但在現行的制度下，長期在城市生活就業的農村人口并沒有實現城市化，或者被一些專家學者稱為淺層次的城市化，大部分富余勞動力沒有實現真正轉移，實際上是對經濟規律的扭曲。因為戶籍制度是政策層面的問題，我們認為現行的戶籍制度需要改，重慶的改革也是順應形勢的一種改革。目前我們在推進的戶籍制度改革就希望能夠破解這個難題，能夠讓城市化還原本來面目。
第二，為各位領導簡要介紹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設計和思路。從去年年底開始研究到今年的7月28號我們正式出臺戶籍制度改革的文件，經歷了大概7、8個月的時間。它有兩個很重要決策基礎，一個是2007年重慶作為全國的統籌城鄉試驗區，一直在探索以農民工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城鄉統籌問題。二是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上總書記提出要放寬中小城市的準入條件，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和新生代轉化為城市居民；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家寶總理提到同樣的問題。今年重慶市干了兩個事，一個是公共租賃住房，一個是戶籍制度改革。這兩個工作在去年經濟工作會的講話當中都有明確：一是要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保障性住房建設問題，一是解決城市化問題，就是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和新生代進城的問題。在進行制度設計的過程中我們主要堅持了三個理念，第一是以人為本，從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設計制度。通過剛才說的22.6個百分點的差異，大概可以測算出重慶有800萬農民工。我們統計的數據是815萬，其中400萬在市內，400多萬在市外。我們的制度主要針對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和新生代設計。第二，我們這一次戶籍制度改革避免就戶口談戶口，把一系列政策同步推進，目前的政策是“1+3”，一個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加上土地、社保和戶口遷移三個配套文件，同時，我們正在完善其他的文件。我們提出的是“1+17”的配套政策體系，包括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包括轉戶老人去世后能不能回農村土葬等，把以前的二元制度轉向城鄉一體的制度，進而實現真正的一體化。第三是自愿有償原則，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轉戶自愿；第二退地自愿；第三，只要退地就補償。從8月1號開始到現在已經轉了將近20萬人，我們預計10月份是高峰，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
我們的總體思路就是“三分”，分階段、分群體、分區域。第一個階段從今年開始， 7月28號我們開會確定了全面啟動時間是8月15號，到明年年底轉移目前的存量338萬人。這300萬人是長期在城市生活工作而沒有獲得城市保障、取得城市身份的人。第二個階段是從2012年到2020年的制度性轉移。通過這兩個階段的轉移，重慶市就可以在目前基礎上新增1千萬城市人口。在開始推進的初期很多媒體都問，城市有沒有這么大的吸納能力？我們解釋兩個原因，第一個，存量338萬人已經是現狀，不存在過多的新增公共服務。第二個，2020年重慶的工業銷售值會超過4萬億元，按照勞動力人均創造50萬工業銷售值計算，新增加的3萬億工業銷售值可以吸納600萬就業人群，還不包括二三產業的配套。我們對重點群體338萬人分兩個群體制定政策，第一類是有條件的農民工和新生代，第二類是歷史遺留問題。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又設置了條件，其中有很重要的兩個群體，一個是農村籍的大中專學生，第二是農村退役的士兵，這兩類是農村新生代，最具備在城市生活的條件。歷史遺留戶籍問題，包括農村集中供養的五保對象的戶籍問題，以前的農村福利院要變為敬老院，提供城市的養老服務。這就是分群體實施，針對各種群體制定不同的政策。第三是分區域布局，剛才大家說到一個城市體系，我們也認為真正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夠起帶動作用和更穩定合理的結構是一個城市體系。目前重慶構建了到2020年2千萬城市人口，主城區1千平方公里1千萬人的布局，主城區現在還需要新增400多萬人。所以我認為剛才樊綱教授提到的城市化規劃，是不是應該以人的分布來考慮城市布局、考慮人的布局、基礎設施布局、公共服務的提供。重慶市在研究有關工作的時候就完全以這個理念，在城市快速干道和外環之間布置了21個公共居住點，到2012年建3千萬平方米，一個居住點住20萬人，可以住下400萬。“十二五”規劃之后的城市軌道交通、學校、醫院、工業產業園區都圍繞這些居住點進行布局。現在有一個問題，比如北京，在東城居住可能在西城區上班，再進行無謂的遷移肯定會造成城市資源的浪費，公共資源的浪費，我們如果說率先合理布局，對于城市的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
我們設計了“335”政策體系，第一個“3”，我們給農民退出土地進入城市有三年的過渡期。為什么設置過渡期？是不希望和法律正面沖突，同時也讓農民有一個緩沖的過程。因為按照現在的《土地承包法》，農民轉入設區的市應該退出農村的土地。目前我們的設想是三年過渡期后仍然不會強制收回農民土地，堅持自愿流轉的原則。三年過渡期當中補償問題，對農村承包地按照當地平均的流轉價格給予一次性補償。對于農民退出宅基地的補償大概是3筆錢，第一是宅基地上面的建筑物按照現在征地拆遷辦法進行補償，第二是參照地票價款政策一次性給予宅基地使用權補償，第三是給予一定購房補助。第二個3，是3項保留。農民進城以后保留三大類的權利。第一是保留林權，因為重慶大面積完成了林權改革，已經允許城市人擁有農村的林權，林權已經可以實現轉移，沒有必要讓農民拿出來。第二是保留原戶籍地的計劃生育政策。重慶有少數民族地區，它的計劃生育政策有特殊性，這也是農民很關心的事。我們明確給他五年時間，保留他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一些特殊的高考、司法考試加分政策。第三是保留與土地相關的各種補償。我們現行渠道給他在土地上的各種補償，在農民退出土地之前仍然不變。“5”是指5項納入，納入城市的公共服務，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保障體系，實現一步到位。我們認為，農村的承包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合法的財產權益，政府鼓勵農民進城，給他社會保障，提供公共服務是應該做的事，不能以放棄農村的財產為前提，應該讓農民同時擁有這兩個資源。這里面要防止一個誤區，農民進城之后是真正的本地市民化，不是特殊的群體。比如就讀學校的問題，可能各地都存在，一些優質學校是帶指標的，在城市購買了住房，轄區學校招生的時候，沒有指標仍然進不了好學校，但是可以保證你在城市就近入學。
第三，在深化過程中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我們認為農村土地的處置問題是一個關鍵。在農村土地的處置問題上我們要承認三個前提，第一，農村的土地使用權是農民合法的財產性權利，大家一定要正視它。上海人調到重慶去，為什么不把上海人的房子賣掉呢？城市到農村去承包土地經營，為什么不把城市的房子賣掉？為什么農民進城一定要讓他把農村的房子賣掉？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減弱，土地的保障性也在減弱，我們不一定要強調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的生活可能還有其他的支撐。現在農民的收入情況已經證明，務工收入已經超過一半。第三，農村的繁榮發展必須進一步合理配置資源。現在重慶農民人均不到一畝三分地，怎么富得了？這個資源是需要整合的。土地處置問題上我們有四個方面的建議，也在探索：第一我們建議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延長農村土地承包期，體現長久不變。二是對農村土地進行“保留收益權，剝離支配權”的股權化改革，讓農民進城之后擁有對農村土地的收益權，這個收益權有一個平臺進行交易，可以變現，這樣可以真正實現擁有權。第三是用好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體現城市反哺農村。四是讓集中居住的農民新居獲得全產權，實現農民財富的制度性增長。在座的可能都享受過從福利房到商品房的過程，補償一萬塊錢的出讓金就可以獲得上百萬的房產，為什么不讓這種制度、這種福利讓農民享受一次？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保障的對接問題。兩個層面，一個是跨區域的轉移，現在人力社保部正在制定對接辦法，這個辦法做不出來全國性的轉移就做不了，區域性的戶籍改革都是沒有意義的，最后必須是全國性的改革。我們在國家政策出來之前有一個說法：“就高不就低，不重復享受”。重慶目前強化戶籍是還戶籍本來面目，真正的目標是最終消除戶口。
第三個方面，是需要政策制度配套的問題。這個問題很重要，涉及方方面面、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配套。還有一個法律層面，現在各種制度改革都涉及到基本法律的規定，我認為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法律的修改完善勢在必行。
這些是我的發言，不對之處請各位專家批評，謝謝！
樊綱：很受啟發，一個是現在全國宅基地的面積有一個統計，任志強老說宅基地是城市用地的5倍，農村宅基地是城市的5倍。
牛鳳瑞：差不多，全國的建設用地26萬平方公里，其中農村居民點用地16萬平方公里，城市建設期用地4萬平方公里，1：5，還有6萬平方公里是什么？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大概是這么一個數據。
龍隆：在農村建設用地當中宅基地超過75%。
牛鳳瑞：你那個數據和我說的基本上是吻合的。
樊綱：關于重慶，現在是自愿轉戶，自愿退地，退地之后農地不變。
徐強：農地性質不變，流轉了。
樊綱：后來講的權利，變股權，退地這時候還留有股權嗎？
徐強：退地就補償。沒有退地，我們下一步的改革方案就是讓城市的人擁有農村的一些資源，這種資源目前看來是進城農民擁有的，以后可以通過市場性交易流轉了，城市也可以擁有農村的資源。
樊綱：就是兩個同時可能發生，一個是退出給錢了，一個是不退出保留股權，兩個并行的。第三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你們現在估算400萬人進城之后財政負擔。
徐強：338萬人進城，總成本2千億。我們當時測算的時候是按照都退地測算的，實際上如果土地不退的話這個錢就不存在，而且退地利用可以實現平衡。
樊綱：這兩千億是這兩年當中要發生的？
徐強：最大準備是兩千億。農民退地的成本還可以通過市場化方式消化。第二，有些錢城市本來就要花的，學校要建，醫院要建，公共住房也要建，這些也攤入了農民進城的成本。農民進城獲取城市保障，比如養老保險可能會提高，醫療保險可能會提高，這個成本有300來億。但這些成本不是即期支付，對財政不會形成過大的壓力。我們測算政府財政性的投入只有45億，每年15億，連續三年，其他的全是社會層面參與。比如轉移過程當中農民工養老保險過渡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有8%的差額，企業要承擔一部分費用。我們昨天也在調研，對這一部分費用政府是不是需要出臺配套的政策給予適當的補貼。
樊綱：有些財政的支出是滯后的，也許在最初并不發生，慢慢逐步逐步要放大，這些都是城市化進程當中要考慮的問題。
李津逵：農民到城市里居住的地點是他自己選擇還是？
徐強：自己自愿，現在338萬人已經住在城市了，不用考慮了，他要改善自己再花錢改善。
秦虹：338萬其中一部分住在集體宿舍，并不是住在家庭。
徐強：農民進城轉戶不一定需要自己的住房，租房也可以轉。城市化過程中沒有必要把所有的都安排好再讓他們進來，他們自己可以創造。第二，農民進城以后不能依賴政府，工作是符合條件才有，不符合條件仍然沒有，和普通市民是一樣的。不是說提供了就業保障你進城就有崗位了，只是進城之后給你就業培訓，會有一些幫助的措施。
秦虹：農民工在西部地區參加保險的比例，參加養老保險只有4.2%，參加醫療保險只有7.4%，參加失業保險只有2%，參加生命保險只有1%，這個比例極其低，你剛才說的五大保險怎么實施，事實上只實現了整個農村宅基地10%左右，但是政府為了轉移人口把宅基地換出來解決住房，把承包地換社保已經負債非常嚴重，這么發達的地方還是很難，我們知道這些保險很多是企業需要給農民工，但是現在比例很低，沒有一個超過10%，都是7%，這些實實在在西部地區參加保險的，最高比例醫療保險只有7.4%，要求企業能不能負擔一些，這個怎么考慮的。
徐強：我們重慶企業實現了三個保險的全覆蓋，第一個是農民工養老保險和農民工的醫療保險，這是我們專門為農民工設計的。第二，重慶在醫療保險保障上提出一個保障兩個標準，農村人參加的是新農合，城市人參加的是城市居民醫療保險，這兩個保險已經實現對接，政府出80塊錢，居民可以選擇交20塊錢，也可以選擇交120塊錢。交20塊錢可以獲得100塊錢的保障，交120塊錢獲得200塊的保障，城鄉居民的這種保險已經覆蓋完了。第三個是養老保險，現在重慶已經有15個區縣在搞農村養老保險，10月份以后將啟動新的15個區縣農村養老保險，到明年10月份之前還有10個區縣要啟動，這種保險建立只是低水平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險金最低只有80塊錢，如果進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目前的標準可以拿到1235塊錢。他選擇交什么樣的費就領取什么樣的保障標準，國家提供只是基礎養老金，個人交費是自己承擔的責任，你不交就只能獲得國家的基本保障。
龍隆：如果說三年之后宅基地不退怎么辦？
徐強：不退就不退，現在也不退。
龍隆：這樣重慶是真正做了創新，最近也跑了幾趟農村，有一些感受。農民到城里干活，但是在農村有承包地和宅基地，這就大不一樣了，這個轉化就比較容易。現在涉及到一個問題，成本問題。
牛鳳瑞：徐主任的發言我總的感覺重慶市給我們提了一個思路，一個希望，我聽了之后不再悲觀，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肯定存在很多問題和矛盾，這個怎么辦，在發展中解決。
徐強：針對戶籍改革政策出臺后一月來出現的問題，我們出臺了25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根據新的情況，我們還會繼續研究。
牛鳳瑞：從我的學術研究談幾點看法，第一我們城市用地就這么一些，中國的城市化用地增量不會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形成威脅，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堅持，為什么？中國城市化用地的增量與農村居民點用地減少之間存在后者大于前者的市場關系，現在我們沒有大于，是因為政策本身的問題而不是理論上不存在這種可能，我們這個階段恐怕城市化用地的增速肯定要大于人口的增速，為什么？在城市化加速的階段，小區也好，公路也好是一塊干，不可能一個平米，一個平米的，但是人口不可能進來以后一天就飽和了，這個超前應該是正常的，是一個階段性現象，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城市化加速階段，農村的居民在大幅度的減少，我們的農房數量存量理論上應該是大量減少的，在這個時候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房建設又是一次性投入，多年使用的這么一個固定資產投資，怎么樣使它能夠與城市化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的綜合承載力提高能夠協調起來，因為農村投資也好、城市投入也好，都有一個投資回報問題，有一個基礎設施使用效率問題，這個我就不說的太細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農村的農房拆遷，我想如果從政府主導的農房拆遷應該分兩個，一類是我們近郊的，因為城市化占地而造成的農房拆遷，就是城市化建設問題，它的核心是什么，可能是當地的農民如何更多的分享城市化福利，如何分享土地拆遷收入，在邊遠地區農村居民點的撤并和新農村建設，這還有一個城鄉統籌問題，就是又回到原來的那個問題上，現在還有一個，農民自主拆遷，我們恰恰忽視農房的質量和技術保障問題，這個是一般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恰恰是我們政府積極去操作的。
最后一個問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剛才徐主任講的，實際上故意繞開一個問題，就是農民進城土地的權益與他進城的社會保障之間的掛鉤。我談談個人的看法，怎么樣解決這種城市化的低成本，我個人認為如果農民以自己的土地權益換社保、換住房，換其他等等市民的權益，我說不是一種考慮的方向，這里面要害不是在農民的土地權益剝奪與否，而在于是不是他自主的選擇，要害是在這兒。剛才徐主任講的重慶高就高在這兒，給了農民一個選擇的空間，而且是增量的選擇，我是50年以前進的城，是第一代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如果給我農村一塊宅基地，同時再給我幾畝地，我就要考慮這種持有成本，因為現在農村土地產權保障還有權益保障似乎僅僅只有收益沒有什么責任，要害是在這兒，實際這是我們制度設計本身將來如何配套的問題，一方面是政策引導他，讓他向城市轉移，又尊重他的自主選擇權，同時還要給予適當的約束，這樣的話才有我們將來真正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這是我講的四點意見，不一定對，謝謝！
徐強：剛才說的這個問題不是回避，實際上脫衣服和穿衣服沒有關系。剛才秦虹老師談到的社會保障問題，在最初我們的方案當中對農民補償后首先要求其建立社保關系，但是這和社保條例是沖突的。不能強制參加，只能是自愿的。所以我們現在對農民該補償多少就補償多少，至于你用補償的錢在城市買房子也好，買養老保險也好，這和我們沒有關系，收支兩條線。
李津逵：我聽城口的縣委書記說，農民一年得到政府各種補貼1200塊錢，是不是？
徐強：我認為首先要改變農村的補貼辦法，農民的補貼太瑣碎，成本太高，農民為了取二三十塊錢，要跑幾十公里的路。
牛鳳瑞：政策很好，但是政策執行成本太高，最后是社會總效率負效。
徐強：目前還有一種現象，在八九十年代小城市搞戶籍改革的時候，有農民買戶口進城，現在紛紛提出要求，說我們已經轉為城市戶口了，但是農村有土地和房子，能不能按照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退出土地，然后獲得補償？這說明里面有一個價值問題，看政府開價農民接不接受，如果開的價合理他就愿意接受，這是市場行為。
樊綱：不是目前已經城市化的非農業人口。
徐強：全部是農業人口。這20萬人基本上在城市當中的。
樊綱：這些人原來就已經不是農民了，原來就是“地主”了，他就是要求你這塊土地的權益了，其實這塊土地權益安排好了，這些人就安排好了，如果這樣的話，后面入股的辦法反倒好，反倒成本低，政府的成本低，自己保住了權益，將來有點分紅，有點土地，這個比一次性補償更好。
徐強：多種選擇，他可以退出來，我們有市場機制來體現價格。
樊綱：農地是沒價格的，真正的農地要不轉成非農地的話是沒有價格。
徐強：我們建設農村土地交易所，農民土地可以在交易所交易，但是所有權是集體的，是不變的，就是交易使用權，現在城市已經可以到農村去買林地了。
李津逵：這個矛盾就在這兒，原來是集體的地應該是集體處置，現在個人可以處置他那一塊成員權的那塊地了，這是創新點。
樊綱：誰補償？
徐強：首先是集體經濟組織，如果沒有能力就由當地的土地整理中心付錢。
樊綱：回到集體去了，在整個土地當中的插花地，如果要想整理起來，周邊都不整理的話，也無法整理，我現在買一畝地的時候去種菜，反而成了下一步農地集約化的障礙。
徐強：對農村集體所有這個概念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很虛的概念，雖然規定了處置和轉讓的時候要尊重集體的意見，實際上農民經營土地集體只有知曉的權力，它不能反對。18年之內國家一定會出臺新的土地承包法律法規。
樊綱：如果那個真有收益的話會高價買。
龍隆：今年的問題明年后年再看，都可以，關鍵是找到方向之后，堅定的走出改進的第一步，把過程發展下去。這個過程具體怎么走，三年過渡期，5項保留，很具體，感覺合情合理可行。今天聽了特別高興。
李津逵：一個尊重農民的權益，第二尊重農民的選擇。
徐強：只要社保權拉平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取消戶口不是很長遠的目標。我自己的分析很快可以解決，現在城鄉的補貼已經倒掛了，農村的福利已經遠遠大于城市。目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個目標，如果實現不了，城鄉的差距仍然存在。中國會不會辦一所哈佛大學？農村可不可以辦一所大學？這是共產主義的目標。現階段的目標只是實現公共服務標準化，農村應該有標準化學校，每個農民都應該有相應的基本保障。
我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現在有的農民要求回農村，不是看到了農村的生活方式，而是看到了農村的資產，農民要求回去情有可緣，城市人也是可以在農村生活的。我希望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
樊綱：從事非農業的農村居民回去的人，那是后城市化。
徐強：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還是城鄉戶籍管理差異的概念，種地的是不是都是農民？這個前提存不存在？在農村居住的是不是都是農民？
李兵弟：戶口本身還是有價值的。
李津逵：未來在鄉村中居住90%以上應該和農業無關，這才對。如果站在重慶的角度給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關于城市化政策提點建議，徐主任有什么樣的建議？
徐強：第一個是土地的問題，我們只要在最初設計戶籍制度改革政策的時候，農民就不退地，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要轉這個圈呢，是站在法律角度上的，還有就是技術層面的問題。現在中國農村到底有多少土地？以前承包證上是按照產量折算的，現在就要重新確權配置。農民的用地權應該得到實現。
樊綱：包括農村的住房制度。
徐強：另外就是對新農村建設的認識問題，我舉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例子，為了解決高山農民用電問題，把電線拉上去花了兩千塊錢。提供公共服務的難度非常大，包括戶戶通也是一樣。我認為農村推進相對集中居住是有必要的。現在我們要把農村集中居住點規劃好，這是第二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十二五”期間提出專項，對全國農村土地進行大規模整治，中國有錢，有錢就把自己的土地整治好，大規模國土整治對于我們提高農業的產出效益，對于現代農業的發展和我們了解家底都很有必要。
李津逵： 好，今天上午非常感謝四位演講者帶來這么大信息量的內容，使得我們的討論具體深入。下午的論壇將由李兵弟司長主持，相信這個會議會更加的深入，更加的精彩！再一次感謝大家的發言和積極深入的討論，謝謝大家！
下午論壇
李兵弟：下午的論壇正式開始。上午，與會專家都積極踴躍地討論，希望大家也能夠像上午一樣積極認真地討論！
下午我們有兩個主要議題，第一個是農民市民化轉化的政策建議，這可以說是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焦點問題，關于怎樣解決農民工一系列問題，比如說就業就是個大問題，現在又是作為整個城鄉統籌中的突破口。
這個議題的兩個演講嘉賓都是很早就開始涉獵這一問題的專家，很有研究資歷。首先，我們有請從城市經濟學的角度進入城鎮化發展研究領域、城市區域規劃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牛鳳瑞先生，做重要的主題發言。他發言的題目是農民市民化相關的制度變革。大家歡迎！
牛鳳瑞：我國農民市民化是指在城鄉一體化意義上的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平等享有作為共和國公民的權利問題，是對以往實施幾十年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徹底否定，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體現。
農民工市民化是已經進城的農村勞動人口平等享有城市居民權利問題，是農民市民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的第一步，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城市化基本政策問題。沒有農民工的率先市民化，就沒有農民的市民化，或者農民的市民化將遙遙無期，或者農民的市民化將支付更高的社會成本。
一、我國農民工市民化的緊迫性和可能性
農民工是指我國已經脫離土地和農村，外出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人口。據國家統計局對31個省（市區）7100個行政村抽樣和6.8萬戶調查資料推算，2009年我國農民工已達2.3億人 ，其中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約為1.5億人。這些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民工離開家鄉，遠離家庭，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已經成為城市產業工人的主力軍和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但他們又不能平等享有市民身份和各項福利，成為游離于城市社會的邊緣群體。一方面造成了空巢家庭、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的農村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又成為重大的城市社會問題。特別是改革開放已經30年，約占農民工群體60％的新生代農民工（第二代農民工）群體崛起，每年還在以800萬-900萬人的速度擴大。2020年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將達2億人以上。與其的父輩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較高，在心態和觀念上更向往城市生活，融入城市訴求更為強烈。如果農民工不能順利平穩的市民化，則我國在延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同時，又將在城市內部形成新的二元社會結構，不僅有悖于和諧社會的構建，而且將成為城市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
我國整體上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兩大標志，兩者互為動力，積極穩妥地推進健康的城市化是我國低成本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農產品總供求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城市化進程的硬約束早已不在。城市化的本質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并且成為城市人口平等一員。2009年我國人均GDP已達36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GDP已超過6000美元，即將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改革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為農民工順利實現市民化提供制度和政策平臺的基本經濟條件已經具備。囿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發展思維方式，借口城市承載能力和公共財力不足、市民心理承受等問題遲緩拆除城鄉制度壁壘是短見之舉。
二、農民工市民化制度變革方向與操作
農民工的市民化制度變革涉及我國城鄉關系、城市社會政策、社會建設和城市現代化物質基礎建設的重大轉型。主要方向，一是廢除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體制，消除附著于戶籍之上的各種福利差異，改戶籍審批制為按固定居住地登記制。二是同城居民平等分享有相同標準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救助等社會保障權益。三是農民工與同城市民平等享有教育、文化、住房、職業培訓、再就業等公共服務的權利等。四是農民工與同城市民平等享有選舉、監督、基層管理等民主政治的權力。
農民工市民化是社會利益結構的大調整，是對政府社會政策和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嚴竣考驗，必須有周密的設計和科學的操作方能取得預期效果。一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農民工市民化制度改革有據。包括清理現有政策和法律法規，廢除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全面落實和進一步完善已有的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二是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設和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慮農民工和其他外來人口對城市公共資源和基本生活的需求。三是加強教育和輿論引導，提高農民工和市民的素質，包括勞動技能的培訓和政治思想教育，以及社會主義公民素養的培育等。特別要引導農民工正確認識第一代進城面臨的困難和代際的承傳關系，樹立合理的預期，防止未富先奢和平均主義、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傾向。以土地換社保不失一種各方均可接受，震動較小的方案。其中的要害不在于對農民工土地權益的剝奪與否，而在于農民工自主選擇；由于土地的空間不可移動性，方案得以推行的關鍵則在于農民工流出地與流入地利益關系的協調。四是對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提供法律援助。
三、走出農民工市民化制度改革的認識誤區
農民工不能順利市民化是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和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表現，其原因在于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不合時適的城市化政策。而城鄉二元體制和不合時適的城市化政策又緣于諸多的思想認識和理論上的誤區。
1．片面夸大城市化的負效應
城市化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城市的社會要素整體配置效率較高，是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載體；城市為治理污染、促進服務業發展提供了規模化需求，沒有城市化就沒有治理污染投資的高回報和服務業的大發展。城市深度的分工分業和更快的技術進步，是擴大就業，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占地、擁擠、污染、公共安全風險等等是城市化必須支付的成本，拒絕城市化必須的支付成本，無異于因噎廢食。而如何減少城市化必須支付的成本則是下一個層次的問題。
2．破解三農問題的傳統思維
“三農”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軟脅。三農問題的核心和難點是農民增收，農民增收難在農民人多。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沒有農民的減少，就沒有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個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的大國要實現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而減少農民的根本出路在城市化，所以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總鑰匙不在農村，而在城市。
3．誤讀新農村建設
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希圖在不觸動城市利益格局下實現農村的自我發展是不可能的。我國農村的相對不發展，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城市的相對不發展。統籌城鄉發展不是單純的城市支援農村，而是城市帶動農村一體化發展。以城帶鄉的前提是城市帶動能力的強大。而城市帶動能力強大的前提是城市的率先發展。
4．混淆規律和戰略概念
規律是客觀存在，不因時間空間而改變，戰略則是針對主要矛盾，取得戰略主動權的關鍵舉措，要與時俱進。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規律，以農業的基礎是戰略。我國在農產品供求總量實現基本平衡以后，雖然適應社會需求的農業結構調整、農業技術進步等等依然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但由于農產品使用價值具有時效性，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較小，農業產業不具有物質財富的代際積累功能。因而在新歷史時期，農業安全應置于國家整體安全的框架，變“藏糧于民為藏糧于地”，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資源轉換和優化配置。國家戰略重點必須轉向社會財富能夠實現快速增殖和代際積累的領域，以增強綜合國力，為全面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奠定物質基礎。
5．崇小抑大的思維慣性
從限制大城市，小城鎮大戰略，重點發展小城鎮到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有重點的發展小城鎮，再到以發展中小城市為重點，反映了30年來我國城市化方針調整的軌跡和決策部門關注重心的變化。一個城市的發展和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本質上是自然的歷史過程。城市化方針與城市化發展大趨勢相吻合可以發揮指導作用，起到事半功倍效果，相反則會事倍功半，或者根本達不到預期目的。城市當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是越小越好。大城市有大城市病，小城市（鎮）有小城市病，大中小城市各有其存在的依據和適宜功能發揮的空間，所以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是城市化的理想狀態。但是今后幾十年將是我國城市化中期階段，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大中小城市都在擴張之中，其中大城市發展速度更快，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上升也是一種規律性現象。這是因為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張，城市配置資源的效率也在提高，只要有城市規模擴張的邊際效益存在，大城市人口增加就不會停止。巨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我國超大、特大城市以及以其為中心的若干都市密集區在城市體系結構中居于更重要地位。大城市是農民工的集中地，也是受惠于農民工制度最多，最有實力進行農民工市民化制度變革的城市。如果大城市不能率先在農民工市民化制度變革上突破，則等于農民工市民化制度變革還沒有破題。
四、防止流行口號的誤導
目前我國一些廣為流行、且廣受認同的口號有可能對農民市民化制度改革造成誤導。
1．農村城市化。農村與城市是人口聚集的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一個村落人口聚集超過一定規模而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就成為了城市，而不再是農村。農村城市化的準確提法應是農村現代化。
2．農村工業化。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農村工業化是失敗的。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工業化取得了局部的暫時的成功，曾被譽為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但當著城市工業振興、工業產品供求關系發生根本改變之后，農村工業化的歷史使命整體上已經完結，鄉鎮企業風光整體上已經不再。因為工業效率的提高有賴于企業的聚集，一方面工業企業的聚集催生城市，或成為城市擴張的動力，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工業化的載體，兩者互為動力，互為依托。一個沒有城市化支撐的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農村工業化將支付極高的分散化成本。
3．引導農民有序進城和農民工有序流動。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城絕大多數是親朋好友、同鄉同事相互介紹，牽線搭橋實現的，而不是政府引導的結果。農民有序進城和農民工有序流動當然是理想的，但也為政府管制、行政控制提供了依據。其結果可能是對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扼殺和農民進城、農民工流動的高成本。
4．農民進城與市民的就業沖突。高度的專業化分工和更快地技術進步，使城市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農民進城本身也會形成新的城市需求。實際上，我國城市的發展已經離不開進城的農民。進城農民承擔的主要是苦、臟、累、險的工作崗位，與市民就業沖突的概率極小。而進城農民正是我國城市勞動力相對低廉的重要前提。
5．農民進城加大對基礎設施壓力。我國城市基礎設施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首要原因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所致。在城市化加速階段，基礎設施趕不上人口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是正常現象，也為加快基礎設施提供了動力，是提高基礎設施投資效率的重要條件。
6．投資向農村傾斜。這一提法很難讓人說“不”。建設新農村已成為重要發展目標，而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面貌也亟待改變。但是在農村人口大量減少、城市基礎設施也亟待加快建設的條件下，有限的財力有一個合理的投向和整體配置效率提高問題。投資是為了長遠的更好的消費。從經濟社會整體的持續穩定發展考慮，城市是人居中心，將長期成為投資的重點，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瓶頸更具關鍵的緊迫性；在農村，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投入可能更具現實意義。
7．防止拉美化陷阱。“中國的城市象歐洲，農村象非洲”為許多人樂道。城市快速發展，農村發展相對滯后，城鄉差距拉大也是中國的現實。但仔細想來，我國無論是發達的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都面臨著嚴重的升級改造和發展任務。我國沒有出現貧民窟，是制度的優點。但為農民工提供了居住條件的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大量存在，與分民窟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是農村建設向城市看齊，還是以加快城市建設容納更多的農村人口，進而帶動農村發展，是兩種不同的思路。
8．著重提高城市化質量。這一個正確的口號，但應有正確內涵界定。農民工市民化正是為了避免新的城市內部二元結構，提高城市化質量 的重要步驟。以提高城市化質量為借口，限制農民進城，或者延緩農民工市民化都是城鄉二元體制的延續。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我國城市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張與城市化質量的提高從來是相輔相成，并重并進的。沒有一定的量為基礎就沒有質的提高。期望城市質量提高后，再打開城市之門吸引農民有序進城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市民與農民工共建城市，平等分享城市發展的紅利， 應成為城市政策的基石，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應有之義。
李兵第：謝謝牛先生！思維犀利，經常給我們振聾發聵的語言。感謝牛先生對城市化路徑方面的闡述，給我們展開了更多的思路。
下面我們請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也是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張幼云女士給我們做專題演講。她演講的題目是中國農民市民化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大家歡迎！
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張幼云女士
張幼云：我主要從公民權利的視角來談談農民工市民化問題。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是我們面臨的歷史性挑戰，特別是在當前加速城市化進程中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和認真研究。
同國際上完成城市化的國家相比，他們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基本同步進行，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作的轉變和身份的轉變是同步的。但我國是一個二元經濟的體制，農村富余勞動力到城市打工就業，還涉及一個戶籍和身份問題，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問題。“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有問題，我國“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身份獨特，“亦農非農”“亦工非工”，人進入城市務工了，但沒有融入城市。在經濟、社會、教育，衛生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沒有享受同城市民的同等待遇。
農民工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工業化提供了充裕價廉的勞動力，壯大了產業大軍。據2004年陳錫文同志文章的數據，農民工占全國加工制造業總數的68%，建筑行業的80%，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的52%，總之農民工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另外，他們也是農村脫貧和發展的主力軍，現在農村基本上80%的家庭都有人在外打工，不少家庭因此脫貧。我們在看到農民工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一定也看到，他們的生存狀況及其社會地位與他們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很不相襯。他們的權益經常受到侵害，得不到充分保障，。他們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職業培訓，以及住房、醫療及子女教育等與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市民待遇方面，還不能平等地享有同等的待遇，與“機會均等，待遇平等”還有不少差距。我們還有許多制度上的歧視和不平等。
長期以來，我們勞動力供大于求，供求矛盾突出，是“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農民工的就業不穩定，就業質量不高，從事的工作一般都是低端的、替代性強的、苦臟累的工作，勞動時間長，勞動保護，職業安全與衛生條件較差，收入低、福利待遇差、社會保障程度低的工作。勞動權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居住條件也比較差。大部分農民工還不能實現穩定就業。
此外，在長期二元體制下，城鄉在享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差異很大。因此，由于受教育資源限制，農民自身的人力資本也不足，多數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不掌握或不能滿足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技能，更缺乏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的能力，硬技能和和軟技能都相對缺乏，因此，就業素質和就業能力不強。
要使農民工市民化，享受市民同等待遇，首先就要讓已經進城的農民工能在城里安居樂業。安居很多同志都講了，我主要談一下樂業。就業是民生之本。要樂業首先就要有生產性的就業機會，有穩定和體面的工作。現在大家越來越認識到“體面工作”的重要性。體面工作就是講人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應該有在自由、平等、安全和尊嚴的條件下獲得體面和生產性工作的機會。體面工作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是實現勞動領域的基本原則和權利，例如平等不受歧視的就業，同工同酬等權利，第二是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和收入機會，第三是擴大社會保護，第四是推動社會對話，這四個方面有機的聯在一起，是一個整體。維護和尊重勞動領域的這些基本原則和權利是建立公平公正和高效運作的勞動力市場，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人的發展所需要的，也是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為進一步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我們在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最終實現公民遷徙自由權利的同時，還要加大力度推進和實現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包括工資福利、同工同酬、社會保障、職業安全與衛生、以及在子女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購買等方面享有平等的社會公共服務權利，以及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利，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擁有話語權和代表權，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近些年來，這方面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講，還有很大差距。任務還很艱巨。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化的過程也是對農民工賦權的過程 （empowerment），使農民工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能享有同等的市民待遇。能否讓農民工安居樂業涉及到我們城市化進程能否可持續地進行下去。我們在相關的法律制定、政策設計和機制建立時要特別注意如何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創造良好有利的環境和現實條件使農民工能夠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也就是說，要使他們享有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等享有發展成果的權利，這是公平公正的問題，這關系到我們城市化進程是否能夠健康、穩定、可持續進行的問題。
十二五期間，城市化進程仍處于快速推進時期，也是我國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要使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樂業”，實現穩定就業，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提升素質和就業能力方面。農民工只有擁有了勞動力市場需要的技能，他們的穩定就業才有保證，融入城市才有基礎，才能市民化。因此，我們必須加大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高度重視和開發人力資源。積極推動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一起抓。
李兵第：謝謝！剛才牛先生、張女士都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做了很多精辟的講解，大家就這個問題可以積極主動地展開討論。現在農民工的問題可以說是當前城鄉統籌，解決二元化的突破口，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安居又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安居的問題我們留到下一個問題再說，這個單元我們討論相關聯的就業問題，轉化中的農民工就業！
李津逵：我對牛老師說的口號誤導等感覺特別深，我把改革開放以來12個中央一號文件主題詞做一個比較，除了今年講城鄉統籌以外，其他11個基本都是就農村講農村，就農業講農業，就農民講農民，隱含的前提就是在農村可以把“三農”問題解決。當我們今天談到城市化的時候，實際上已經2億多農民工都走進城市了，全世界沒有這么多的人可以在正月十五走到沿海，然后臘月三十又回到炕頭上，這么大的一個遷徙，鐘擺式的運動，都已經出現了，然后我們才想到說城市化，因此我就覺得這些年來我們實際上是人民群眾走在前面，中央的決策跟在后面，而且這個決策還是步步為營。要想種點經濟作物，要想到大城市來，我告訴你小城鎮大戰略，想進城，我告訴你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總之哄著嚇唬著不能讓農民進城。但是農民已經2點多億進了城，整個農民走進城的過程中間，實際上是一系列集體性的建設性的違法行為構成了今天這個局面，如果他們要都守法，老百姓都餓死算了，今天我們的人均資源應該說不能支撐這么多農民在農村里就業還能過上現代化的生活。因此從生態文明角度講，城市化又是一場中國農民集體的生態大逃難，每平方公里544個中國人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城市化來達到現代化，所以我想在這個問題上，也就是上午樊綱院長講的，中國需要城市化的一個總體規劃，這個規劃主體是誰，秦虹老師說了，一個區域要大家坐在一起聯席會。放到整個中國怎么辦，中央能不能成立一個城市化領導小組，這個事一定是中央層面做全局的謀劃統籌，比如說城里的住房用地問題和農村的用地問題是聯系著的，鄉下的每一個縣城公務員的配置和沿海每一個鎮的公務員配置應該協調，比如說城市的規劃、鄉村的規劃等等，我覺得根本不是任何一個部門能夠解決的。所以我想提一個建議，就是在中央層面對全國的城鎮化、城市化做一個長遠的規劃統籌，要有一個領導小組來做這件事。我就回應這些！
李兵弟：我參與過幾年中央1號文件的相關起草研究工作。中央1號文件的起草有很嚴格的內部工作程序和要求的。我自己理解今年1號文件有基本的幾個點，一個確實想突破單純依靠農業生產來解決整個現代農業發展的問題；第二個，想突破單獨依托農業管理部門來解決“三農”問題；第三，這個文件還有一個很深的意思，實際上想解決當前我們在這些年改革，特別是本世紀以來，改革受益層面精英化，狹隘化的問題，想解決好更多的農村人口就業，農村人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際上有這么多的出發點。中央1號文件的起草是召集了國務院相關十多個部門，還有在中央從事研究的一些部門共同起草，在起草前領導同志要專門講話，把當前農業農村發展形勢講一講，也要把當前城鄉發展的矛盾問題講一講，同時也要說一說希望和要求的話。因為農村問題作為我們國家來講，現在確實是比較復雜，每年的文件只能是抓住一個重點來說，否則確實也不好做，每年一個重點又要能夠突出“農”的核心問題，因此就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說的非常全面，非常到位。它的主要目的還是想解決“三農”發展空間和面臨的實際問題。應該說，近年來，我們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也有效地應對了金融危機以及各種嚴峻的國內外形勢。
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間，農村無疑是一個很基礎性的問題，中國的農村問題最不好處理的就是人口，而農村的政策跟我們其他的政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一旦中國農村政策出了點偏差的話，糾正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代價往往又是國家很難承受的，是這么一個特點。為什么大家總說“三農”有些工作感覺步子邁不開，問題就在于此，因此近年來我們加大了深入農村的各種調查研究。中國歷史發展也是這樣，城市工作即使有一些偏差還是容易糾正，但是農村工作一旦出現偏差非常難辦，或者可能和我們國家長期的治理結構有關。我是覺得在整個城市化發展中間確實有三個需要轉變的，一個是要轉變我們的城鄉聚落模式，轉變聚落模式主要的點實際上在于我們的一些農村要滅失，因此空間聚落模式的重點還真不在于城市搞多大，而在于多少農村在這個過程中間滅失，同時形成小城鎮。第二要轉變城鎮化發展過程中間原來以城市為重心的公共服務設施布局，原來我們都是以城市為核心重點布局的，下一方面農民一方面要轉化，另一方面要提供服務，因此要延伸服務，包括以小城鎮為核心的為農村提供多種類型公共品的服務，就是樊院長講的公共過程。第三個很重要的轉變是轉變長期形成的以農事為主的社會管理方式，大家說到的是一種公民社會的管理模式，這也比較艱難，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們歷史上這么多年都執行的是城市和農村1：8的人大代表選舉比例，到了今年我們的選舉法改變成1：1。政治的過程肯定滯后于事情發展的過程，農村肯定還是以穩定為第一位。對解決“三農”問題光批判不行，確實還面臨一些復雜的問題，我就說這么多！
牛鳳瑞：關于農民致富問題。怎么讓農民致富，都種地？一個社會種地的人越多，這個社會越窮，物質財富積累的速度越低，效率就越低。從歷史來講，在農業社會，在封建社會，農民穩定是大事，因為社會不能沒有糧食吃。當農產品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后，這個時候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農民進城本身就是一個市場化配置勞動力的過程，而進城以后又有新的就業機會或者社會需求創造出來。現在我們老走不出這個怪圈來。
第一、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改革還沒有破解，在制度內我們還是平均主義。第二、我們對合法私有財產產權的認證，法律上還遠遠沒有達到。第三、我們對非法的致富，現在有某種程度的容忍，或者大棒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的這么一種現象。第四，我們現在考慮下一步怎么走的問題，普遍針對富人要追究他們財富的原罪，還是有另外一種服務，加快我們的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深化我們的改革，解決我們和諧發展的問題，這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李津逵：我們經歷了將近30年的自下而上，確實如李兵弟司長說的，現在確實需要一個自上而下，上要有一個主體，不能像現在國家出一個政策，14個部委蓋章，最后誰都不負責任，一定要有一個主體，我說這個主體就是中共中央，比如說城市化領導小組，然后要做一個全面跨越幾十年、上百年城鎮化的戰略和規劃。
李兵弟：我們國家城鎮化發展的速度確實很快，美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主要依靠移民，要是沒有移民的話也沒有那么高的速度，而且移民都不是往農村移民，早期是有點農村移民，后來大量就是城鎮移民。
李津逵：現在的法規政策體制基本上都是在前城市化下以反城市化立場指引，所以我覺得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創新，政策法規的調整，再也不能一點一點修修補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上到下需要一個宏觀全面的制度創新。
李兵弟：既要穩定農村，發展農村，同時還以城市化的過程帶動。
牛鳳瑞：中國農村的穩定取決于家庭聯產承包制這個政策的基本穩定。
李兵第：接下來我們將有20分鐘的茶歇時間！
茶歇
李兵弟：現在我們的論壇繼續進行！下面，我們緊緊圍繞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間城市建設和住房保障這么一個主題進行專題發言研討。首先請綜合開發研究院龍隆主任研究員，重點講一下房地產與住房制度——中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基礎。
龍隆：我的主題是講住房制度與城市化健康演進。
先講講中國今后30年的城市化。改革開放30年，主要成就是把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建成。在這個階段，我們的城市化主要是靠工業化來推進，幾乎所有城市領導的思想中都是招商引資，抓經濟。抓基礎設施建設也好，搞民生工程也好，最后想的還是改善投資環境，大搞工業化，大工業聚集。上午講到了拉美化，我的感受是在中國看到了許多地方是工業增長迅猛，工業區規模擴大很快，但是沒有城市化、都市化，對整個外來的人口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外來人流動性太高，白領、高端人才呆不住，新移民、新的城市文化發育不出來。現在要搞產業升級，要結構調整，但很難在本地進行。企業要持續發展，要結構調整，就只能到大都市去。比如溫州、泉州，現在是產業集體向外升級擴張，資本結伴向外流出，財富結幫向外配置，如此演化，不僅發展不出大都市，甚至可能最終走向空心化。杭州這么高的房價，溫州商幫的作用可能不小吧。所謂拉美化的經驗教訓，我認為人口的城市化過快，有效率的公共進程被忽略，嚴重阻礙了產業的進步和擴張，大量進城的農民就不了業，導致城市貧困的聚集和積累，最后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都被中斷。亞洲的新四小龍、拉美的差不多都是這樣。
我一直在想，中國可能要三個30年才能完成國家的制度建設，形成長期可以平穩演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基礎。1949年，共和國成立，中國100多年的戰亂終于停止。此后30年，一個計劃體系下的初級的國家工業基礎和農業基大體形成；第二個30年的成就是市場經濟的體系發展了起來，人們的市場觀念普遍形成，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中低端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力似乎全球已無對手；下一個30年是制度建設，從城市化的角度看，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其實，制度建設的具體化就是公共產品的公平公正和普遍的提供。所以，下一個30年的城市化的核心公共化的進程，否則,效率難于持續。我們前30年講的是效率優先，現在我們講到公平公正，講到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如果沒有前30年的效率，沒有現在大量的財富積累，就沒有實現的基礎，我特別同意牛老師說的話，你看到財富不公平、貧富差距在拉大的同時，實際上大多數人都是的生活是改善的。我當工人的時候，我師傅每個月底都向我借幾塊錢，要不然他們家就過不下去。現在的沖突主要是感覺到我比你差多了，不是我活不下去的問題。當然，也有現在的生活方式改變、基本需求增加帶來的新問題。
第二個問題，簡單講講我對住房制度的看法與建議。今后30年，中國人口還要不斷地大量地向城市聚集，貧困也可能會在城市聚集，社會沖突也會因此主要在城市聚集爆發。住房制度肯定是一大誘因，腐敗、不公平、壓抑、焦慮、無安全感、暴力等，都跟居住狀態高度相關。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和社會傳統，恐怕不會容忍一個龐大的貧民社區同一個富人區和諧相鄰的。所以，這當中大的問題，比方說今天上午講到國土整治，從整個國家安全來說，水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非常危險的時候了。我們在做水資源課題的時候，水源很大程度和我們的城市進程有關。我們做城市群發展的時候，常常不考慮水的問題，整個北方從關中平原開始，黃海中下游到淮河、黃河，都是“三光”——污染光、抽光、用光。國土整治沒有水系的改造是不行的，當然我們一定不能過早的承諾，不能做政客式的承諾，最后落實的時候做不下去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今后30年住房制度現如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設，是城市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否則城市的發展肯定是畸形的。
住房制度中當下有很多問題，最近中央政府和社會關注的是控制房價。我非常理解，現在的房價確實非常高，省會以上的城市白領階層都很難買得起房。現在主流的政策建議好像是用物業稅，用增加持有成本的方法來打壓。物業稅屬財產稅，是長期的國家制度安排，不是短期政策，許多更基本的制度條件現在都不具備，我根本不相信有專家高明到把所有的麻煩問題思考窮盡。為了打壓當下房價把長期的制度安排當作短期政策推出，成本高，效率低，后患無窮。我的思路是，“壓抑過度投機，保障基本供給，穩定市場作用”。具體的政策建議：利用既有稅種，在交易環節上把該收的稅收到，該調的調到，完全可能征剝投機客的超額暴利，簡單實用，足夠有震懾力。具體說，就是“大額個人偶然所得稅”和普通的個稅。比如，按照現在“稅制”規定，一次性的收益賺了100萬必須交20萬的偶然所得稅，我詢問了很多炒房子的人，普遍沒交，沒有交的意識。在這個稅種上，還可以專門針對房地產交易設計階梯累進繳納方案，比如，房子1千萬買進來，2千萬賣出去，就要交50%，既好測算又好征收，簡單有效，而且還方便根據宏觀情勢進行調整。
二，用公祖房制度來建構城市的住房保障基礎。應該把住房制度作為一個中國城市化的一項基本政策來設計，把公租房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來規劃和建設，為城市四分之一的人提供公租房。這個比例是我粗估的，不精確，可以根據不同的地域和城市規模來精測調整。在我的思維模型中，省會以上城市的住房結構，大體上四分之一的公租房，四分之一的商租房，二分之一的商品房。商品房和商租房價格和供給由市場決定，政府少干預。政府提供公租房其實也干預了，是一種長期穩定的預期導向。
做公租房要有具體的措施，首要的是取消各種形式的福利分配房，包括公務員的住房、安居房、經適房，等等。現在中國社會的一大突出矛盾或憤怒焦點是財富的分配不公。十一五以前，房價漲得還不離譜，公務員的福利也不太高，貨幣化的福利分房大家也能接受。2005年以后房價飆升，省會以上城市的市區房價大都過了萬，京滬三四萬以上，廣深二萬以上。過去公務員分房的貨幣福利是三四十萬，現在很容易就是一兩百萬元，三四百萬，甚至更多，這實際上是分財富，合理性合法性在哪里？憑什么分?是否要征財產稅？每年政府都要不斷地分下去，財政上如何持續？另外，安居房、經濟實用房、保障房的建設和分配一直都不公平，不合理，也是腐敗之源。很多安居房都是收入很高的人在住，很多窮人連怎么申請都不清楚，大量是關系戶，現行制度很難識別，經適房的問題就更多更大了。福利分配房已經無法體現社會正義和公平，其實除了官職在一定地位以上的以外，也無法可持續的保障各類公職人員的基本住房。因此，建議取消，統統采取公租房。
公租房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廉租房，一類是普租房，一類是公職人員房，還有適當數量的官邸房。廉租和普租的平均面積約50平米，公職人員的可以適當提高，但最大不應超過70平米。在制度安排上要給所有人都有走出公租房的動力激勵。官邸是在職提供，離職搬出，高官的離職退位福利補償由專門的制度解決。
建議公租房制度主要在省會及計劃單列以上城市實施，因為地市以下城區住房問題相對容易解決，而且中國城市化的自然和自發的趨勢是向大都市和大城市群聚集。
假定到2020年，中國人口14億、60%的城市化率、二分之一城市人口聚集在省會及計劃單列城市，一半家庭需要新購或租住房。于是，按上述公租房制度安排，共需要建造1750萬套共8.75億平米的公租房。假定含地價成本為4500元/平米,總共靜態投資就是3.93萬億，分10年實施,每年8750萬平米(相當于2008年全國住宅竣工面積的5%),資金3930億。我覺得,這對于“十二五”期間擴大內需大有幫助。
在投融資安排方面,我也粗略測算過,用租金支付,發行年收益率在6%的可交易基金是可行的。
公租房是城市的長期公共資產，在財務上也是安全健康的資產，對城市的公共治理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李兵弟：公租房是以后住房的基本制度，龍研究員從住房制度的角度做了一個很精彩、直截了當的發言，深入主題，非常感謝龍研究員的發言。下面請第二位發言人秦虹！
秦虹：我發言的題目是農民工進城定居的住房政策建議。據2009年的統計數據，現在全國共有農民工2.3億人，其中在地級以上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占到65.2%，在中小城鎮包括中小城市，縣級市務工占到19.16%，這兩者加起來占到84.39%，也就是說在流向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占到整個農民工66.75%，所以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進程基本上反應了這個趨勢，城鎮化的趨向，農民工主要流向是地級以上大城市和東部地區。
現在關于農民工的住房問題，我覺得現在提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議事日程。城市化主要是讓農民在城市落戶，真正的城市化，如果不能落戶，2.3億農民工就是一個流動的，不穩定的城市化，是有水分的城鎮化，因為2.3億的農民工沒有穩定的在城市里定居，所以定居和落戶這兩件事情應該聯系在一起。如果不能夠定居安居，那么，落戶的問題，長期穩定留在城市的問題就很難解決。如果說農村有宅基地，有承包地，農民隨時可以回去，那么，僅僅一個城市戶口能夠讓他在城市待下去嗎？所以現在定居和落戶是相關聯的，引導農民工在城市里居住、定居，成為我們實施穩定城市化的核心關鍵要素。
從目前來看，農民工定居城鎮的條件已經初步形成，有幾個理由，一個是農民工在城鎮經商務工出現了家庭化、年輕化的趨勢，這使他們定居城鎮的意愿開始增強，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09年農民全家集體外出打工占到20.4%，比1995年增長了1倍，其中80.6%的農民工是單身，不是全家，可能孩子在家，或者是夫婦兩個有一個人在外面，或者夫婦兩個在外面，但是孩子在家，所以這個比例開始上升。第二，新生代的農民工開始增加，06年的數據45歲的農民工占到90%，16到25歲占到42.1%，這兩年30歲以下有1億，新一代的農民工，特別是在城市出生的農民工文化綜合素質普遍提高，鄉土依戀情節逐漸淡化。
第二農民工的收入開始提高，為進城定居奠定了物質基礎。農民工和城鎮相比收入差距還是很大，但是和自身相比這兩年的收入提高比較明顯。
第三，社會保障，按照民政部來說正在推進城鄉一體的社保基礎，如果這個能夠實施的話將會加速農民工進城定居。當前的問題是引導農民工定居城鎮，如果不趁著農民工年輕的時候引導他們住在城市里定居，等他們老了，這些人在城里定居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他們是一定要回去的。
目前農民工在城里居住情況是，一是農民工在城市里的住房條件普遍比較差。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09年50.5%的農民工是由雇主或者單位提供住宿的，7.4%的農民工是雇主不提供住宿，但是有住房補貼，有42%的農民工既不提供住宿條件也不提供住房的補貼，是這樣一個情況，農民工住房普遍住在比較偏遠的城鄉結合部，位置遠、面積小、建筑密度大、衛生條件差、安全隱患高等，42%的人住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城市的地下室等等這些地方，是普遍面積非常的小，他們對城鎮住房的支出壓縮的非常低，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4%雇主不提供住房的這些人每個月人均住房支出是250，基本上住的盡可能壓在300塊以下，盡可能把資金壓在最低的居住生活范圍。第二隨著農民工家庭融入城市，對出租房的需求愿望大大增強，凡是舉家進入城市里的都愿意單獨居住，相對來說愿意租房。第三，收入比較低，房價比較高的影響，農民工在大城市購房能力普遍偏弱，大城市房價高；第二個原因，由于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或者單位的工作相對來說收入不穩定，貸款的能力比較差，城市里買房子還要貸款，但是這些農民工沒有貸款任何的條件。另外，他們流動性比較強，也很難在大城市里定居。農民工在城市里住房的愿望，在城市里愿意購房的話主要是在中小城市，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1.5億農民工在城市里的住房愿望是3個1/3，大概有1/3的農民工愿意在打工地的城市居住，但是買不起房，準備租便宜的房子，有1/3的人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回到老家中小城市買房子。還有1/3的農民工掙了錢之后回修宅基地的房子，農村的房子，所以掙了錢就回去修房子。發現愿意在城市里購房的家庭主要是對子女教育長遠考慮，愿意在城市里，中小城市買房子很多是考慮到孩子將來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從農民工住房的條件和愿望來說現在需要政策的引導。
解決農民工住房的政策建議主要有三條，第一條應該是實現農民工宅基地的財產性功能，放大其在城市住房支出的能力。也就是說要讓農民工在城市里定居，對農民工來說除了那點打工收入之外，其實對他來說，農民工原來的宅基地應該實現財產性功能，或者允許出租，允許轉讓，或者允許抵押，到銀行貸款等等，現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光靠城市里打工的那點收入，在城市里買和租房子是非常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少數經商的包工頭是有條件的，但是大多數還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說政策建議的話，農民工在城市里租商品房，買商品房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政策支持，他有能夠就可以和廣大市民一樣的，有能力在城市里買，有能力在城市里租，他們有能力的話怎么來放大這個能力呢，還是要和農民工的宅基地財產功能相對接，放大他在城市住房的支付能力。如果實現對接的話，將會大量減少農民工打工之后空心村的問題，減少大量土地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剩下還有兩個建議主要是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相關的，買商品房可以買，但是對低收入家庭買不起商品房的政策有兩條建議，農民工在城市住房既不可能放任自由的自己解決，也不可能政府全包，政府也不可能全包，政府的政策應該是針對大中小城市有不同的側重點，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農民工住房政策的重點應該配置在購房定居上，鼓勵他怎么能夠購房定居，在中小城市或者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鼓勵他購房定居，有幾條具體的政策建議，一個是中小城市的廉租房，保障資源應該完全向農民工開放，農民工的教育資源也應該完全向農民工開放，吸引農民工在城鎮，中小城市里面定居落戶，甚至購買商品房住下去，同時如果法律不允許，現在不能突破法律的情況下，也可以引導政策，引導農民工的宅基地和商品房的置換，只實現這一個置換，現在關于農民工住房的置換是兩個做法，一個是“兩分兩換”，宅基地換商品房，耕地換社保，還有是“一換”是宅基地不動作為社會保障，小城鎮的商品房可以置換，沒有承包地了，只實現了一換，這樣更易于操作、更簡單，這是第一個，中小城市引導農民工購房定居上。大城市住房政策上應該重點針對風險易發的薄弱環節，第一點是在大城市公共租賃住房應該有條件的向農民工開放，為什么說廉租房不在大城市對農民工開放呢，這里要區分一個大城市的原住民和新住民的矛盾，對于新增城市的這部分移民，首先應該可以享受到公共租賃住房，這里有一個公平性的問題，農民工他的宅基地是無償獲得的，到城市里還要享受城市里的住房保障，實際上他就享受了雙重的保障，這是不公平的，如果要享受城市里的住房保障，又不放棄無償得到宅基地的話，就不能享受最充分最低的保障，相對來說要和原居民有區別的。
第二點，在政策上鼓勵大企業建立符合安全標準的農民工宿舍，現在50%的農民工住在大企業，企業提供的基礎宿舍，還應該鼓勵。第三，加強城鄉結合部和城中村農民工集體區的規劃建設管理，提高公共基礎設施、服務的保障能力。第四，有條件的城市和單位應該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體系，贏取住房公積金，讓農民工享受到城市里的這套制度。
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也對“十二五”期間大城市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做了一個測算，我們測算的結果，“十二五”期間大城市大概需要建設公共租賃住房570萬套，這570萬套里面成套住宅應該達到250萬套左右，非成套住宅應該達到320萬套左右，大城市在“十二五”期間需要建設公共租賃住房570萬套來解決農民工城鎮居住的問題，在有條件的城市還可以設立農民工公共租賃住房先租后買的共有產權制度吸引他在城市里真正定居落戶的問題，只有使農民工真正充分定居落戶，中國的城市化才能實時的推進，而不是現在浮動的，吸引有能力的農民工在城市里定居落戶。
這是我的建議！
李兵弟：謝謝！秦虹主任講的問題里，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希望大家幫我們思考思考，農民工進城的房子問題能不能夠把城市目前的經濟適用房整體轉換，我們新搞出一套農民工的住房現在是非常困難的，也不可能，現在經濟適用房永遠不明對象，條件確定等一系列的詬病，要是能夠整體形式轉換，和農民工的宅基地退出形成有關的制度，這是我個人想的，還有新生代農民工有沒有宅基地，這些東西不能展開講。
下面我們還是請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的李津逵主任研究員給我們做專題演講，津逵同志對一些問題有很深入的思考，而且他的語言很犀利，思考問題很敏銳。他這次給我們一個更好的題目，以更加開放的體制營建健康幸福的城市。大家歡迎！
李津逵：謝謝！我這個題目的背景是講怎么看城市化，不是從宏觀經濟的視角，而是從一個跨越200年的中國社會的大轉型。這個大轉型是全方位的，是從中世紀農業封閉保守的一個國家轉向一個現代的民主法制文明的過程。因此，看今天的城市化進入的加速階段實際上應該是從1840年開始。我把從1840年以來的城市化分成兩個階段，就是從1840年到期937年； 1937年到1978年通過戰爭和計劃經濟中斷了的城市化過程，從1978年至今。前面是第一次浪潮，后面是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從清末一直到民國，后面是改革開放以來30年。前面100年，后面30年，中間隔開。這樣前后兩次浪潮的比較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實我想說的就是第一次浪潮是中國從被動開放走向主動開放，從片面開放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后面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一個單純經濟的開放。
改革開放這30年我們的經驗是什么呢，就是完成了一個市場體系，而這個市場體系其實是開放帶來的，是市場經濟中間與高手“同窗共讀”的方式帶來的，這一輪的開放是依托于第一次浪潮中開放城市，特別是第一次浪潮中的中心城市。比如我們第二代領導人所畫的一個圈，深圳特區，它發揮的是第一次浪潮中割讓的香港的作用；第三代領導人在浦東畫的這個圈發揮的是當時租界城市上海遠東金融中心的作用；第四代領導人畫的濱海新區這個圈發揮的是當年北方經濟中心、有著九國租界天津的作用，當然最近這兩江新區發揮的是長江上游經濟中心重慶的作用。
而14個沿海開放城市無一例外都是第一次浪潮中間的開放城市，多數是約開口岸城市，個別的是自開口岸城市。這30年來我們有沒有缺憾？我說這30年來重要的缺憾就是體現在我們是片面的開放，僅僅在經濟上開放，帶來的是經濟增長，我們用一系列特殊政策所建立的一系列經濟功能區都是加工區，中國的百強縣、百強鎮都是工業縣、工業鎮，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世界工地，這么大的建設量卻絕少再造杭州、上海那樣的魅力城市，更別說我們這30年沒建成世界名城！再往前30年，我們把一個一個世界名城都變成世界工廠了，我們只認為加工制造創造財富，認為交易環節不創造財富的經濟學理論，一直到今天招商引資片面的開放、片面的發展已經帶來重大的缺憾。
大家看，這些年來我們國家所出現的問題。這樣大的社會代價都和片面的開放、片面的增長有關，應該說這種片面的增長是一種畸形的增長，這種畸形的增長是怎么帶來的，我們今天是淺層開放、深層封閉，我們在市場經濟中間對外開放，公共經濟是大門緊鎖，我們引進技術管理，拒斥文化教育，引進物質文明，拒斥精神文明，“經濟特區”名稱的由來，“他們不懂！陜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直到今天還是經濟特區。
比較第一次浪潮中間的中國城市，我把它分為五種，第一個就是約開商埠城市，租界城市：上海、天津、武漢；殖民地城市：大連、青島、哈爾濱，這些城市哪一種對中國的轉型貢獻更大，顯然是開放的城市，而這些開放的城市是從被動到主動到全面，軍事、科學、技術、教育、衛生一直到宗教信仰，一直到清末的立憲改革，《商人通例》中間我們說的對于商人的私有產權的保護，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這些在清末都已經建立起來，而整個城市社會的發育過程在清末新政中間已經表現出來，科學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從世界先進文明轉移過來，電燈照明1881年經過一年就轉過來。今天中國十家綜合醫院排名中有7家是當年的教會醫院，而中國的新聞出版和當年的開放程度沒法比，中國曾經有這么多名校都是教會大學，基督教在華辦學最多可以達到7千多所，21萬人。外國人在上海建立了科研機構，包括在信仰領域里的溝通，這里面我順便說一下，恩格斯認為共產黨員的信仰和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是兩回事，而馬克思也有對于宗教，對于上帝、神非常贊美的文章，但今天我們基本上都不講，這些心靈世界里的溝通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比如說晏陽初鄉村建設，作為唯一獲得十個對當代世界影響最大人的唯一一個亞洲人，他就是一個代表，所以心靈世界的溝通我們今天沒有，這樣的一種全面開放實際上推動著維新變法不斷的深化，一直到清末這種地方自治。
我想做了這兩個比較之后再把兩個西方首相的預言說一下，一個是1860年初，當初的俾斯麥說“30年后，日本其興，中國其乎”，1980年代初，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說：“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大國，因為不能輸出主流的價值觀。”30年過去了，我們中國今天被世界認為是個大國，卻不被認為是個強國。現在最新的這幾輪改革不僅在沿海，都跑到海島上去了，當外國人到中國來不僅做生意，市民變成一個居民的時候，他會不會更深刻的影響我們的體制，影響我們的整個社會。
我提的建議就是中國需要的不僅是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而且是全面縱深開放試驗區，這種試驗區是什么呢，就是在文化、新聞、教育、出版、醫療、衛生、社會建設、宗教信仰與人類先進文明的高手過招，只有在過招的過程中間，我們的優秀才能體現出來，才能以更加開放的體制營建健康幸福的城市。謝謝大家！
李兵弟：好，非常感謝津逵同志的演講，很簡單，但是縱橫歷史幾百年，而且我覺得講了一些很深刻的東西，我們等會討論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多多提問，和津逵同志共同研究當前中國下一步城市化發展與改革開放試驗區的發展關系。
最后一個主題發言是保億置業集團的莫劍榮總裁。莫總說我講不了那么多理論，但是莫總會以這些年在城市化發展中間，在房地產開發經營中間，保億置業集團的發展歷程來給我們解析中國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房地產企業的一些想法、認識。我想從企業的層面對專題研討也會帶來很深刻的想法，下面我們鼓掌歡迎！
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莫劍榮先生
莫劍榮：首先要感謝專家今天來到杭州西子湖畔，我很榮幸能參加“十二五城市化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論壇，聽了各位的發言很受啟發。這次主辦方給我的題目是城市化進程中開發商的困惑和責任。談到困惑，我認為首先是政策的連續性，很典型的就是2008年上半年，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嚴，到后來“5.12”的地震，地震出現了以后國家調控還是從嚴，我記得到9、10月份左右，世界金融危機產生了，這個時候中央政府號召地方政府加大鼓勵，增加投資，增加信心，特別中央很典型的11月份開始就明確投資4萬億，年底前就已經明確了，我們人大批準之后開始實施的，這個時候我經常關注新聞，溫總理講的，信心比黃金都重要，鼓勵各級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民營企業也好，我們要投資，要拉動內需，加大實施，當然我們在國家的號召下，到了去年4月份開始逐步的復蘇。到今年4月份，變化又很大，今年3月份開始我們出臺了房地產各種嚴厲的打擊政策，中央給我們搞蒙掉了，我記得2008年國家鼓勵投資，我們去買地，然后一輪又套牢，我認為國家在應對問題的時候不要用政策去解決，而要用市場去解決，部分城市地價高漲，希望房價降下來，這是中央的想法。據我們了解地方政府希望房價越貴越好。這就互相矛盾，到底房價賣高好還是賣低好，這兩個是很矛盾的，現在市場問題在短時間內都是痛苦，能否增加土地供給呢。因為如果市場有大量土地推出，房價一定會降下來。而地方政府在做什么，“饑荒療法”，不供地，人為的抬高價格，這個市場不是全市場放開，而是政府壟斷的市場放開，今年可以賣多少地，明年賣多少地，那房價就上漲了。市場的問題最好用市場去解決。這是我的一個困惑。
第二個困惑，特別是我們的城市規劃，往往開始很嚴肅，實際執行不嚴肅，一個領導一個想法，這個領導用這個方案做，城市土地經營好的城市提前用土地出讓的錢做基礎設施，按照城市規劃土地已經賣出去了，下一個領導來的時候可能又會提到新的方法。我們很困惑，但我們肯定相信政府，所以我們希望城市規劃更嚴肅，要在國家層面去考慮，不要在地方做太多的調整。這是一個想法。
關于城市化進程中開發商的責任，我們公司開發理念很簡單，我經常和公司員工講，我們在做不動產，價格高對房地產的品質是有好處的。房地產開發到今天為止，就拿杭州來說，80年代末的房子現在又要拆掉重建了，中國本身就缺乏資源，這樣是不是太浪費？我們現在講節能，對于我個人而言，我希望我建造的房子這輩子都不要看到拆遷，為老百姓想一想，有錢人買房是容易的，但是買房裝修一大堆的事情也很讓人頭疼，那么，對于窮人來說就更難了，一輩子可能也就是為了能有一套房子。為老百姓想想，我們應該把房子造的好一點。
另外我講一下題外話，我們國家鼓勵出口，我個人思考了一下，出口會帶來很多弊端，但是我們國家出口帶來的好處就是解決了就業問題，包括今天“十二五”規劃一樣，農民工進城之后如何解決就業的問題，大家思考一下，中國本來就缺乏資源，我們現在出口到外面的產品是科技含量高的還是很低的，這些都是以廉價勞動力為代價換來的。我們國家14億人口，能消費得起的有將近4、5億人，歐美加起來也只有15個億，世界能消費起的人數總共60來個億，中國自己如果能消費3到5億，就已經占市場差不多1/3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中國現在哪怕國家不鼓勵出口，做出口企業的人也一定會創造出新思路來，也會創出第二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不是用政府的資源把事業做到世界各地的。中國出口，資源大量賣出去，廉價勞動力賣到國外去，現在卻造成了人民幣貶值等等，并且數量是相當驚人的。回過頭來看，我們中國既然有這么多人，有30億消費的量，起碼1億人會購買奢侈品，這樣買奢侈品的時候能增加高額稅收，我們出口當中減少一點補貼，包括外匯減下來的錢，能否鼓勵企業創新，增加就業？我們現在與其要國外的市場，不如抓住國內市場，為什么不在中國企業創新當中把農民扶持起來，增加就業，讓他們有消費呢？國家能否送錢給老百姓？百姓有錢才會消費。
這只是我簡單的一個想法，很不成熟，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李兵弟：莫總講的很精彩！
在這個議題的過程中，四位主題發言人圍繞公租房的制度，農民工的住房，城市發展的改革開放還有企業從房地產的角度的感受，做了很深刻、很有見地的發言，下面我們進入觀點交流，大家對上述四位發言，包括四位發言的同志對彼此之間的觀點有什么想法，可以各抒己見，敞開來討論！可以說，房地產發展，住房保障，都是現在城市化熱點的問題，在“十二五”期間通過我們的智慧貢獻一點觀點，為國家的決策做好服務！
徐家樹：這次參加會議學到了很多東西，大家講的都很全面。剛剛講了住房問題，實際上農民工進城，或者叫農民市民化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從上海的情況來看難度相當大，上海現在的辦法是，進城的農民工都是租上海市民的房子，市場的住房相對房租比較高，所以就降低居住標準，找比較簡陋一點的老房子或者郊區的房子。真正按照上海市住房社會保障體系來看，實施的難度比較大。最近上海公布了公共租賃房的實施意見，實施意見中享受公共租賃房的對象，根本沒有考慮到農民工，主要解決白領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白領階層希望如果一個月工資5千塊，或者是1萬塊，租金只能占到20%，最多30%，占的太高住不起了，所以這只能是針對引進人才當中一些白領階層的公共租賃房。還有就是針對當地的市民中的低收入者。前一階段時間，上海經濟適用房搞的還可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體系經過幾個方面的論證，最近在兩個區在實施，但是建造進度還是非常慢的，好像是一年完成200萬平方米，這與現在一年完成三千多萬平米的商品房相比，比重較小。住房問題是解決農民工進城中很重要的問題，大城市碰到的問題還是比較大的。
來杭參加會議之前，對本次會議的主題還不是很清楚，聽了大家的發言以后，再看了一下原來的會議文件，感到“十二五”城市化政策建議想的還是很全面的。秦虹主任的發言對我啟發很大，這讓我認識到城市群的發展和城市化的發展是一致的。她的意思就是城市群的發展是城市化發展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一個途徑。我就想到了上海長三角的城市化，這個路徑實際上跟城市化的路徑很多問題吻合起來了。李津逵主任非常強調要制定規劃，上午樊綱院長也講了，強調要作好規劃，城市化要規劃，城市群的發展也要規劃。現在，城市群的發展規劃，包括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已經出臺了30幾個區域發展規劃，所以規劃問題應該是城市化發展當中很關鍵的問題。但是這個規劃也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它跟產業的布局，跟交通的布局，跟城市公共品供應都有關系，城市群的規劃或者城市化的規劃肯定要有一個城市化水平的目標，比如說到五年以后城市化達到什么水平，這是肯定要有的。第二城市群結構，大中小，特大型，中型、小型，應該形成怎樣的關系，還有我們叫城市化還是城鎮化，這兩個提法過去是有所爭議的。
秦虹：應該叫城市化，全世界沒有一個叫城鎮化的，城鎮化是中國特色。
徐家樹：還有對城市化的空間布局等等，中國這么大，要把規劃做出來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這也是有限的目標，初步的建議。
第二個問題，還是制度創新的問題，剛剛講了土地問題、戶籍問題、社保問題，其中最重要還是戶籍問題，戶籍制度的改革如果不推進，其他的問題很難解決，醫療、社保、教育很多都和戶籍制度掛鉤的，這個重點還是戶籍制度改革怎么推進。
最后是協調體制的問題，協調機制的問題，上午也談到這個問題了，李主任已經有建議了，我就不重復了，大的問題考慮好，基本上就有一些思路了。好，這就是我聽了之后的一點感想。謝謝！
蔡義鴻：秦虹老師剛才講了一個數據，十二五期間需要570萬套住房來解決農民公租房的問題，這個570萬套大概是多少年內建成？
秦虹：五年之內，這是建議。我們是從2007、2008、2009三年農民工進城的組成，50%是住在集體宿舍里的，有42%大概是自己要解決的，42%里面又有多少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多少是單身的。所以這570萬套里有兩部分，其中240萬套是成套住房，320萬套大概是公寓型的。這實際上是對這兩年農民工組成變化的一個推算。
蔡義鴻：我和龍隆老師交換一下意見，因為談到資金的問題，關于在城市化進程里資金成本模式，特別是廉租房這一塊，你剛才的測算覺得20年可以投資，首先第一筆的資金從哪里來？
龍隆：我有一個觀點，其實要重點解決的是省會大城市，這幾年的中國城市化進程我把它叫做“施工壓縮”，因為歐洲特別是西歐要一百年才完成城市化進程，英國20%城市率，德國才5%到6%。英國整個建設大概花了100年，我們只用了30年的時間。另外，歐洲是不到2億人進城，我們是4億人進了城，同樣的平臺上，這30年4億人進入城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更主要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現在又加上了環渤海，完全是高度的集中。
我們去年做三峽庫區的時候，發現三峽庫區當中爭論最厲害的，也是全世界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三峽庫區需要移民100萬人。所有人都覺得這個是大問題。三峽工程啟動以后，整個重慶市出來了400萬人，也就是說沒有三峽工程的建設，這些人也要走出來。連重慶都要移民出來，那么，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比例關系，這個過程和全國基本上是一樣的，就是省會以上城市，中心城市，戶籍人口小于常住人口。“十二五”期間我們的城市化率達到50%，到2020年達到60%的時候，大概是4.2億人進城，我認為，第一筆資金就是發債，基金債，我已經算了，6的期率是沒有問題的。香港市場上這樣專門做房地產基金的都做的非常成功。我想，我們先有個思路，有個基本點，最后調教，但一定要把分配房和福利性分配房打住，否則很麻煩。
李津逵：提兩個建議，一個我們國家能不能建《租房法》，以深圳為例有2億多平米的城中村，在這里居住的人我們院曾經有一個調查，人均16平米，這樣就有1千多萬人住在城中村，但是如果沒有租房法，他們的居住就缺少合理的保障。
秦虹：《合同法》完全可以解決。
李津逵：這個和《租房法》還是不一樣。
第二個立法建議，清華大學秦佑國老師的建議，我們國家有很多住房政策，但是沒有《住房法》，住房應不應該有《住房法》，李司長的觀點是政府應該對農民住房承擔責任，政府顯然對城市居民的住房承擔責任，國家對每一個公民的居住承擔什么責任，這是不是應該用一個法律，一個根本的大法把它確定下來。
保億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張俊先生
張俊：我想講兩點。第一，關于保障性住房。其一、現在國家在大力提倡保障性的住房，我覺得首先要明確保障性住房在我國住房供應體系中的比例關系，前段時間，有人說是雙軌制，有人說是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比例到底是多少，我覺得國家應該有個指導意見。其二、保障性住房我建議還是以公租房為主，經濟適用房這個類型不尷不尬，特別是一些中西部地區，本身房價就低，經濟適用房由于成本原因價格也不可能很低，這樣造成老百姓對經濟適用房本身就購買實現和感興趣程度都有問題。其三、大規模建設公租房，要考慮錢從哪里來、低收入人群大量集中帶來的社會問題、運營成本如何處理等等一系列問題。
第二，關于關于市場調控。我覺得國家能不能更多的關注從購買、轉讓、持有等三個環節采用市場化的手段來調節。比如購買，可采用差別的稅收政策，首次小面積國家可以免稅甚至購房補貼，多次購買大面積高額契稅，用市場的手段把供應結構、中低收入覆蓋等問題回歸到市場化軌道。包括轉讓和持有環節。而且在市場調控的過程中一定要考慮大城市小城市的差異，城市發展程度的差異，不能搞一刀切。
龍隆：今天有個話題是就業，我同意發展小城鎮，但是小城鎮肯定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因為產業集聚主要在大城市，吸納就業主要在大城市、城市群和沿海地區，內陸小城鎮解決不了的。
李兵弟：中央對于當前城鄉差距收入持續擴大的成因問題有一個分析，以前我們一直講是因為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現在中央在文件當中明確表述為是由于農村的主要資源要素價值流失，是用這么一句話表述的。如果是產品剪刀差我們可以通過價格調整，經濟的手段解決，如果是資源要素價值流失，這肯定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如果大量資源要素都是從農村流到城市去，肯定小城鎮發展不起來，問題是在這兒，大城市集中了各種資源要素，具體的今天不討論了。
就這個機會我也想做一個建議，現在如果從立法角度來講，城鎮化過程中間恐怕有一個很重要的立法要提到日常上來，《鄉村保護與建設法》。
把中國農村的土地作為未來的潛力股，我們今天必須認識到這個，因為中國這么多人畢竟要吃飯，要生存。還是要靠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發展問題。
顧晴：感謝李司長的精彩主持！經過一天深入而又熱烈的探討，到此論壇完成了四項議題的議程。現在，我們將有請住建部李秉仁總經濟師對今天的論壇做一個總結發言，同時兼論“十二五”期間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的政策建議。大家歡迎！
李秉仁：今天大家分析了“十二五”城市化的形勢，我提點建議，總得說兩句形勢，克強同志有一篇文章，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城鎮化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推進城鎮化是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如果說我們認為推進城鎮化是關系到我們經濟社會全局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的話，而且今后一個時期它將快速發展，那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城市化在 “十二五”以及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持續的發展，就是這么一個形勢。
我們對城市化形勢有個基本認識，因為我們目前也要客觀地認識現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客觀認識到我們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建設還遠沒有完成，這個是基本判斷。如果說我們的城市化水平達到70%、80%，城市人口太多，那么我們可以說城市化已經基本完成了，但現在我們的城市化率才只有46.6%。在這樣一個階段我們又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說我們的發展還在繼續，不管是經濟發展也好，社會發展也好，還在繼續。這就說明，不管城市化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過程也好，還是公共化的過程也好，它還要持續下去，而且目前和今后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第二，大家講到規劃的問題，上午樊院長講，是不是國家要有一個城市化的規劃，關于規劃的問題，我想目前與我們城市化密切相關的規劃有三個，一個是主體功能區規劃，這個是由國家發改委提出來的。一個是城鄉規劃，這個是住建部多少年來做的，解放以來就有，公共區域規劃到現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還有一個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這個是國土資源部做的。這三個規劃都有法律依據，城鄉規劃有《城鄉規劃法》，土地利用規劃有《土地管理法》，主體功能區規劃人大通過的就是法律，所以這三個都是有法律依據的規劃。
這三個規劃的內容各有不同，各有側重，比如說主體功能區規劃更多的是講產業布局，城鄉規劃主要是城鄉建設方面的，土地利用規劃主要涉及土地控制方面。這三個規劃雖然內容各有側重，但還是有交叉和重復的，這個是肯定的。畢竟多年來我們住建部和國土資源部就這兩個規劃協調了多少年了，如果說有建議的話，我建議這三個規劃在制定實施的過程當中能夠取得更好的協調，我想這也是降低行政成本非常重要的方面，因為這三個規劃直接涉及到我們的城市化發展問題。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規劃，但這三個目前來說是最基本的，而且是全國性的規劃。這是關于規劃的問題。
第三，關于戶籍制度改革。這個大家講的很多，因為現在城鄉居民差異所有的保障及內容都與戶籍有關，不管是醫療也好，教育也好，最低保障也好，還有養老也好，等等所有的保障都與戶籍有關，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的話，所謂的二元結構各個方面的問題肯定是很難解決的。農民工進城了，身份可能改變了，但保障性的東西還是沒有，所以對戶籍制度改革大家應該提出來。對于重慶的試點，我覺得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畢竟它是在保障農民權益，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不管怎么說這也是一種創新，直接涉及到土地制度的問題。城市化過程當中土地制度、土地政策確實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一個問題。有一個事實大家一定很清楚，城市規模越大，人均占用土地面積越小，單位土地面積創造的價值越高，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單純說大城市發展的問題，如果中國有十個像上海這樣大城市的話，那中國的經濟絕不是現在這樣。我們一定要認這個帳，但同時我們也不回避城市發展過程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交通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去采取一些辦法解決它，而不能夠因為有這些問題就不去發揮大城市的中心作用。戶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土地的問題，土地流轉的問題。剛才講了以土地換社保，如果農村的宅基地沒有流轉的話，我想這種改革是很難推進的，包括城市化的進程也是很難推進的。我想這也是一個建議，戶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這種制度改革還是要進行下去的。
第四，關于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剛才牛先生講應該叫公共服務標準化，不應該叫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實際上涉及的就是國民待遇的問題，外國人給國民待遇，那么我們的農民也應該給予國民待遇，就是同城同待遇，同命同價，這就涉及到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能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怎么樣保障農民工的權利。如果我們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那么他們很難在城市里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城市化也不會是一個穩定的城市化。剛才張先生說，我們還應該從公民權這個角度考慮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的城市化才能夠實現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不會像現在這樣土地城市化了而人口卻沒城市化。我想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就是讓他們能夠享受到我們現在市民所有的權利，當然這需要大量的工作，制度上也好，管理上也好，各個方面都需要創新，大家還是要研究這個問題。
第五，關于城鄉統籌城市化的問題。城鄉統籌提了好多年了，我只能從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比方說在城鄉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管理和運轉，道路交通系統的建設等方面，現在中央做了很多事。現在，我們國家整個公共交通是城鄉覆蓋的，污水垃圾處理系統，城鄉是能夠統籌做的。我想土地利用的統一規劃也是一樣的。城鄉土地利用統一來規劃，也是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部分。這樣的話，可能有利于保護耕地，保護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也是城鄉統籌的城市化的一個部分，算是城鄉統籌的一點。關于城鄉統籌大家還有很多想法，具體怎么做需要深入探討。
第六，推進城市化要解決農民的問題，關于住房制度問題，引導農民工到城里定居，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建公租房是目前大中小城市的共同模式，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還是相當高的。這個問題需要解決，需要政府從政策層面上來考慮或者制定有關方面的政策。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居住條件和居住環境的話，農民在城市中肯定是不穩定的，是流動的，這樣不利于就業，不利于我們推進城市化進程。所以在住房政策方面還確實需要認真考慮，比方講到公租房的問題，重慶的公租房考慮到有重慶市戶口的農民，盡管外地來的沒考慮到，但這也是往前推進了一步。不管是公租房也好，經濟適用房也好，不管怎么說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把住房政策落實，真正使我們的農民工在城市有房子住，而且能穩定下來，這樣才能夠實質性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我想這也是關鍵的一個大政策。
第七，剛才大家講了很多立法的問題。有一個“規劃建設管理條例”，還需要繼續建設。就是說我們在城市化過程當中需要很多立法，包括《住宅法》，包括現在農村的一些法律需要保障，包括農民的宅基地問題怎么去立法以保障他們的權益，都要考慮到，畢竟我們在走向法治社會，在走向法治的過程當中需要考慮很多東西。
最后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推進了我們的城市化進程，這30年是由于改革開放推進了工業化，推進了經濟發展，推進了城市化的進程，不管我們的進程是慢是快，畢竟結果是推進了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我想我們的改革開放還在繼續，最近深圳特區30周年，胡錦濤主席講的很好，改革開放還在繼續，還要不斷的創新。那就是說我們的改革開放在繼續，我們的城市化進程還是要繼續，在這個過程當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或者說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這只能說需要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去研究這些制度、政策，這樣，我們才能夠推進城市化進程持續的、健康的發展，這也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關于城市化的問題，關于土地的問題其實涉及很多內容，比方說最近大家講的“低碳城市化”，也包括很多內容。發改委能源處有一個報告，2050年中國低碳城市發展有一個最基本的理論，2035年以后，工業能耗將下降，建筑業和交通部門能耗將增長。一個結論說由于我們國家的發展，總能耗將持續增長，而且這個增長速度很快。大家知道，我們的節能減排是按照單位GDP來計算的，不是按總量計算，所以，我們的總量還是持續增長的。 2035年以后工業能耗將降低，建筑業和交通能耗將增長，這意味著，建筑業和交通將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因素，這是城市化過程當中遇到的問題，所以這又牽扯到石油的問題，去年我們的石油進口還在持續增加。另外，去年我們就是煤炭進口國了，今年預計中國要進口1億多噸煤炭，而中國是煤炭最大的生產國，因此，這又涉及到能源供給、能源安置等問題。等等這些也都是我們在城市化過程當中要考慮的問題。
城市化涉及到的問題方方面面，我真誠地希望各位專家對這些問題能夠有更深的探索，更深入地進行研究，做出成果來，能夠為決策提供一點有意的建議。
謝謝！
顧晴：謝謝李秉仁總經濟師！李總經濟師將論壇總結與政策建議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言簡意賅。謝謝！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第十二屆中國城市化論壇——十二五城市化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在領導和專家的關心和參與下，在主辦方——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周密組織下，在承辦方——保億集團的大力支持下，在新華社、中新社、光明日報、城市化雜志等媒體的密切關注下，圓滿結束了各項議程，取得了預期的結果！再次掌聲感謝大家對于本次論壇的參與！同時也要感謝為今天論壇順利舉辦做出辛苦努力的各位工作人員！大
家辛苦了！
明天將是中國的傳統佳節中秋節，在此，預祝大家節日快樂，家家幸福，團圓安康！
讓我們下次中國城市化論壇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