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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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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樹成:我國“十二五”時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
時間:2011-03-30 10:02:21  來源:人民日報 

  對國內外各種環境條件進行動態考察和趨勢分析,從而對國際國內形勢作出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是我們正確制定重大戰略目標和任務的前提與基礎。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全面分析我國“十二五”時期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基礎上強調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對于我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端統一認識、凝聚力量,進一步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更加奮發有為地朝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戰略目標邁進,具有重要意義。

  國際環境分析

  國際環境總的特點是兩個大趨勢和一個總潮流沒有改變,即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一是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目前,世界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實力在上升。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有利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二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目前,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進一步加深,新的跨國并購、跨境投資、技術合作和產業轉移勢頭正在上升。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有利于生產要素在全球優化配置、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有利于各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拓展發展空間,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穩定。三是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順應時代潮流,維護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各國之間的友好合作,尋求和擴大各國利益的匯合點,促進共同發展和繁榮,已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現實選擇。

  在國際上兩個大趨勢和一個總潮流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表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世界經濟結構加快調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過度負債、過度消費模式被打破,試圖通過擴大投資和出口、重振制造業來恢復經濟增長。新興市場國家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受阻,在努力穩定外需市場的同時,試圖通過擴大內需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資源輸出國借助資源優勢,加強資源自我開發利用,延伸產業鏈,試圖改變單純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模式。世界經濟結構的這種大調整,將給國際市場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帶來較大影響。在需求面,消費將持續不振;在供給面,競爭將更加激烈。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深刻變革。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是指對國際重大經濟、財政、金融、貨幣等問題進行磋商和解決的組織機構及其協調活動。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下,原來由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所壟斷的傳統國際經濟協調平臺已難以應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形勢,必須形成更多國家平等參與、共同發揮作用的機制。由此,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國際金融組織體系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都已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三是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孕育突破。大的經濟危機對于舊的產業結構來說是一種清理機制,對于新的產業結構來說則是一種催生機制。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全球氣候變化、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等多重壓力下,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正處于新的孕育期。世界許多國家把加強科技創新、加強前沿基礎研究、加強人才培養、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重點,搶占未來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戰略制高點。四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實力步入上升期。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發達國家經濟普遍低迷、復蘇緩慢,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則率先復蘇,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國際事務中,發展中國家正在爭取更多的參與權和話語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于我國和平發展,但影響和平、發展、合作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首先,兩個“壓力”即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其次,世界經濟格局的新特點決定了機遇與挑戰并存,特別是國際上圍繞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貿易保護主義時有加劇。再次,目前世界經濟繼續復蘇的動力不強,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國內形勢分析

  國內經濟走勢總的特點是: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階段,“五化”相互促進,發展空間還很大。

  工業化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基本的物質技術條件和基礎。工業化過程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工業化初步發展,工業比重超過農業;第二階段是工業化深度發展,農業比重進一步下降,工業比重也下降,服務業比重超過工業。從我國三次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變化看,我國工業化發展總體上尚處于中期階段,實現工業化仍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性任務。“十二五”時期,我國要加快推進工業化,提高工業化的水平和質量,改造提升制造業,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

  信息化是一場新的科技革命。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已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國呈現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的后發優勢,引發了生產方式變革,推動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我國在高起點上推進工業化提供著重要技術支撐。“十二五”時期,我國要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設寬帶、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推進經濟社會各領域信息化,進一步推動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建設信息中國。

  城鎮化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重要載體,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的最大潛力所在。“十一五”時期,我國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2005年的43%上升到2010年的47.5%,年均上升0.9個百分點。“十二五”時期,我國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不斷提高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預防和治理“城市病”。預計到2014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首次超過鄉村人口。對于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這將是一個歷史性重大變化。

  市場化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體制機制保障。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市場機制的引入及其在資源配置中所發揮的基礎性作用,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十二五”時期,我國將進一步改革攻堅,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改革的突破性進展,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國際化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目前,我國已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十二五”時期,我國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繼續穩定和拓展外需,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培育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

  除了這些長期向好趨勢,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還有一系列有利條件。

  從需求面看,我國市場潛力巨大。“十一五”時期,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700美元提高到4000美元。對于地域遼闊、擁有13億多人口的我國來說,今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將提供廣闊的內需市場,有力拉動我國需求結構及產業結構升級。

  從供給面看,我國資金供給充裕,科技和教育水平整體提升,勞動力素質提高,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在資金供給方面,我國擁有不斷增強的財政實力、較為寬裕的信貸資金和較為充足的外匯儲備,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堅實的財力和資金保障。在科技和教育方面,我國自主創新水平不斷提高,科技實力顯著提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十一五”時期由1.3%上升到1.8%。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2009年達12.8萬件,比2005年增長142%,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又上升到13.5萬件。在前沿技術研究領域,我國取得眾多突破,部分成果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005年的21%提高到2009年的24.2%,在學總規模達2979萬人,居世界第一位。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09年的79%。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9年達到9.5年。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國交通運輸告別了過去國民經濟發展“瓶頸”的歷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和先導。“十二五”時期將進一步統籌各種運輸方式發展,基本建成國家快速鐵路網和高速公路網,構建網絡設施銜接完善、技術裝備先進適用、交通服務安全高效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從政策面看,黨和政府宏觀調控與應對重大挑戰的能力明顯增強,社會大局保持穩定。“十一五”時期,我國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方面積累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從宏觀調控方面看主要有: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堅持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同時,注重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必須堅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方針,同時實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必須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必須堅持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相統一,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必須堅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形成強大合力。同時,黨和政府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國內經濟走勢總體上有利于我國發展,但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較多。主要是:在群眾利益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物價上漲預期較強,房價漲幅居高不下,“城市病”日趨凸顯;在經濟發展方面,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衡仍然存在,城鄉和區域發展還不協調;在體制機制方面,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科技創新能力總體上還不強。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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