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6月18日，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及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合作舉辦的“中國城市化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斌等十余位專家、學者分別從理論與實踐層面出發，就農民工“早退”現象、城市公共政策、“城市病”的產生與解決、特大城市的發展方向等問題展開深入交流，為中國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撐，并從科學、全面的視角尋求解決之道。
中國城市化面臨兩大緊迫問題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指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兩個最緊迫問題，“一是基本問題，即農村人在城市能否待得下來；二是大城市與小城市的關系問題。這兩個問題又涉及到房地產、農民工短缺、城市貧民、城市公共政策、戶籍制度等諸多內容。”
樊綱分析，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平均時間約為8—9年，而后會因各種原因返回家鄉，早早退出城市勞動力供給系統，因此被稱之為農民工“早退”現象。引起農民工“早退”的基本原因有兩個，一是戶籍制度，二是農村土地制度，其中后者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農民工“早退”該如何解決？樊綱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途徑并不一定首先解決戶口，目前更緊迫的是，應漸進、逐步地實現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他們的就業、養老、住房、子女教育等問題，讓農民工能夠在城里待得下來。
談及大城市與小城市的關系，樊綱表示，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正式命名是“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其含義代表著不僅要發展大城市，也要發展小城鎮，鼓勵更多的人在小城鎮安居樂業，從而限制大城市人口過快增長。但現階段，人們依然會朝沿海地區、中心城市聚集，因為城市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集聚效應”。如果忽視這個規律，會造成大城市規劃不足，進而導致交通擁堵、房價飆升等“城市病”的發生。而小城市則會出現住房過剩，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認同，并從制度層面指出農民工“早退”帶來的三個結果：一是勞動力供給的“非正常”減少。目前，我國每年至少減少約1000萬以上的勞動力；二是促使中國提早進入“劉易斯拐點”，導致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三是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受到影響，其中最關鍵的在于影響了內需市場，從而帶來了“中等收入陷阱”。鑒于此，郭萬達建議，只有盡快為進城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才能確保下一代及之后的農民工不再“早退”。
雖然不少城市已經對農民工進城落戶表現出歡迎態度，但限于目前農村土地制度因素，農民工在故鄉的責任田和宅基地還無法變現為進城闖蕩的資本，出于對未來的擔憂，農民工大多不愿放棄這一權利而落戶城市。土地問題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日益凸顯，對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化發展研究所所長曾真在系統闡述我國城市化土地問題由來的同時，更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實例對比了因土地政策差異而帶來的不同結果。
“城市擴張所需的絕大多數土地都征收于農村集體用地。”曾真認為，征地環節中的四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一是征收了農村集體土地后，以什么方式進行補償；二是被征地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后，如何解決生活保障；三是當土地被征后，農民的自建房到底留還是不留；四是農民行政村、自然村等集體組織在經過村莊范圍、人數的變化后，該以何種形式存在。這四個問題正是城市化土地問題的具體呈現，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解決城市化土地問題時的政策，很好地為這些問題做出了注解。他解釋說，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珠三角地區普遍采用了“留地”政策，被征地農民的生活因此大多有較好的保障，但在農村集體土地上建設物業也帶來了“小產權”房、城中村等后續問題。雖然如此，曾真認為“留地”政策對村民歸屬感和精神家園都具有重大意義。與之相比，長三角地區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則借鑒了珠三角的經驗與教訓，以蘇州工業園為例，在建設過程中將涉及到的農村集體土地全部征收為國有土地，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土地性質發生明顯改變后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反差。兩者之間各有利弊，但曾真也坦言，目前，長三角模式向全國散播的可能性更大。
特大城市的出路與對策
“集聚效應”是城市化的最重要特征，伴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張，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應運而生，在這一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之下，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研究者對發展大城市的憂慮無不聚焦于“城市病”這一癥結。那么，我國特大城市的發展現狀如何，面臨哪些問題，最終出路在哪里？如何解決“城市病”？研討會現場，這些議題成為討論重點。
以中國特大城市問題研究為出發點，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胡彩梅詳盡地闡述了我國特大城市的現狀、問題和出路。胡彩梅分析認為，中國特大城市目前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人口的屢控屢破”，這迫使我們考慮是否應將農村人口數量作為城市人口管理的目標。第二個問題是從世界規律出發，未來極有可能出現經濟進一步向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集聚。第三個問題是中國特大城市的“城市病”來得過早，特別是交通擁堵和房價快速上漲兩方面尤為突出。對此，胡彩梅提出了走“大都會區”的發展道路，即在軌道交通上互聯互通，在行政上淡化行政區劃，在統計上建立大都會區統計體系。她舉例稱，我們可以設想將來不再單獨考核深圳、東莞、惠州各自的GDP、稅收，而是從大“都會區”的角度來進行考核，從而促進政府間的相互協調。
來自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畢亞雷則提出，利用大數據解決當前城市面臨的問題。畢亞雷認為，所有的城市數據都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數據是城市發展的重要依據。他以城市交通為例稱，深圳北斗應用技術研究院即“深圳大數據研究院”擁有深圳城市境內10萬輛車和1000萬張“深圳通”每天的活動數據，基于這些數據，就能為智慧交通提供解決方案，從而提高人們的出行效率，緩解城市擁堵。畢亞雷稱，“未來希望能夠基于大數據建模，從而為城市提供更多的社會功能方面的服務。”
在城市面臨的環境和擁堵問題上，“30%的貨車貢獻了70%的尾氣排放量”，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物流與供應鏈研究所所長王國文認為，解決好城市物流問題，既能化解城市擁堵困境，又能解決因車輛尾氣排放而造成的環境問題。因為“優質的城市物流既能創造新的增長點，又可以減少城市交通流量壓力，提高城市素質。”城市物流是一個大的系統，它是城市規劃和運營問題，也是環境問題，同時又涉及到技術應用等內容。王國文談到，城市物流在關注頂層設計，關注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同時，更需要技術和數據的植入。未來，可以“運用大數據進行需求側與供給側分析，找到在什么地方建社區配送點以及密集的城市配送站。”“用一套智能化綠色配送體系解決所有層次的配送問題。”
反思城市與環境、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環境與自然保護正在成為城市化發展的重要方向。會議現場，眾多研究者將目光聚焦在城市化與環境關系這一主題，并從全新的角度深刻反思了城市與環境、人與城市、人與自然的關系。
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對資源的極大消耗，在此背景下，建立與發展低碳城市已被提上國家日程，而政府在低碳城市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必將承擔重要的責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化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劉宇，從政府在低碳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入手，解讀了低碳城市的發展趨勢。劉宇認為，對中國政府而言，低碳政府的核心是從低碳引導力、低碳管理力、低碳自制力、低碳保障力四個方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具體來說，低碳引導力要求政府發揮經濟、政治職能，通過法律法規、宣傳教育創造低碳化、綠色化的環境；在低碳管理力上，政府要體現經濟運行管理能力，建立出高效、公平的市場監管體系。低碳自制力則要求作為消費者的政府在會議辦公、會務出行、后勤保障、政府采購等方面踐行低碳理念。最后，作為城市的服務保障者，政府要提供基礎設施服務與公共服務配套，做好低碳保障。
同樣是從城市化與環境的關系角度出發，康奈爾大學人類生態學院設計與環境問題系副教授華穎的討論則關注到了城市化進程的創造者和主體——人，這一重要的因素。因為人的工作方式反映的正是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未來，人們的工作方式一定會對城市空間及環境產生不同的需求。”華穎認為，從城市環境、空間設計和人的需求角度考慮，當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社會問題，都會對未來人們要以何種方式進行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去哪里居住產生影響。城市范圍的擴大對自然造成了侵占，因此，如果城市要“可持續、減碳”，就要“提高空間的利用率”。在此基礎上，華穎得出的結論是，未來“城市建筑設計在空間排布上一定要加入時間因素，并且要將空間利用率最大化。”延展到整個城市范圍內，就是要提升已建成區域的質量，將他們變成適合不同類型的人工作的空間，而不是再去郊區建立開發園區。因為“最綠色的建筑是不用造的建筑”。
不同于前兩位學者的詮釋，來自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安敏軒更加注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最終定位，他以文學敘事方法這一獨特視角重新定義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即：反對用舊的敘事習慣講述環境問題，提倡以新的敘事方法和故事來設計公共空間，引發新的綠色行動。因為“傳統的敘事習慣將自然定義為人類的反面，例如，旅游宣傳要人們去人少的地方，從而把城市的資金帶到了農村，開啟了新的經濟活動，但這樣的旅游越成功，人類制造的污染就越多。” 安敏軒認為，人類的未來需要更大的系統，這一系統包含了空氣、土地、水、動物、植物等等在內，人類只是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部分。假如人類想減少對土地、空氣和動植物的負面影響，就最好生活在大城市，因為這樣才能減少對石油、煤等資源的浪費。
作為城市化領域學術問題研究的專業會議，本次研討會上來自東西方的專家、學者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研究與關注點既帶有各自的專業特點，也借鑒了國際經驗，同時又與時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充分結合。研討會現場，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斌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描述了他從城市化背景下廟宇的破壞與重建中審視出的“從混沌走向有序”，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創新與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則從全球化的視角解析了珠三角地區獨特的潮汐型勞動力市場與城中村的關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化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明亮以“城市化中的社會治理”為題，聚焦并深入闡述了深圳的基層管理體制，來自康奈爾大學人文地理系的歐挺木教授及他的博士生楊洋，截取了“一帶一路”節點城市西安中回坊在本土語境下走向國際化的經歷，為更多的城市提供了國際化發展的經驗。豐富的討論議題和不同思維觀點的碰撞是這次會議的最大特點，正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總結中所言，“在城市化議題下，我們不只談GDP，不只談經濟，也講廟宇、講空間、講綠色、講文化，這不止是CDI的進步，也是深圳的進步，更是中國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