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2030年前后,中國將迎來人口總量下降、老齡化再次提速等重大人口變化。
國家衛計委(下稱“衛計委”)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下稱“北大國發院”)主辦的第三屆新型城鎮化與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論壇上,多位專家表示,人口老齡化是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
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對經濟增長影響顯著。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表示,城市化將是帶動中國經濟的下一增長點。
王培安介紹,預計203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流動人口約為1.6億。
目前,中國仍處在土地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變的過程中,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融合及養老等系列問題,仍待解決。
2030年老齡化再次提速
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毅表示,未來65歲以上老人占比將從8.9%增加到25.6%,最需要照料的80歲以上老人將從2000萬增加到1.2億。
在曾毅看來,這還是保守的估計。根據他的預測,2035年前后,中國人口老化水平將遠超美國。
“當前育齡婦女總量、勞動年齡總量已經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王培安認為,中國迎來人口總量下降、老齡化再次提速、人口撫養比攀升等重大變化的時間點是2030年前后。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辜勝阻表示,目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已成事實,人口紅利難以為繼,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挑戰。目前企業在用工上面臨“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的問題,這背后的原因就是劉易斯拐點、人口老齡化。
企業用工難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停止涌入,人口流動遷移是與人口老齡化伴生的另一個人口特征。王培安表示,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遷移,仍將是中國人口變動的主要特征。
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遷移首先加劇了農村人口老齡化,在中國農村養老保障仍然薄弱的情況下,使得中國的人口安全和經濟形勢更加嚴峻。
從2010年起,農村人口老齡比例就已遠高于城鎮,從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看,這是因為目前遷移流動人口只有年輕人,沒有老年人。
曾毅預測,如果這種情況無法得到改善,到2050年,農村的人口老化水平將是城鎮的2倍,農村空巢老人數將達城市的2.9倍。他表示,為避免日后出現上述情況,必須改變遷移人口的結構。
此外,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遷移促進了家庭小型化的轉變,這會對經濟產生新的負面影響。
根據曾毅的研究,目前中國的一代戶大幅度上升,三代戶和兩代戶均快速下降。在一代戶分類中,老年一人戶從1990年開始將持續增加到2050年,達4600萬戶,為2010年的3.1倍。
而根據北大國發院老年跟蹤調查的研究結果,與空巢老人相比,與子女同住的老人認知功能改善40%,自評健康良好可能性明顯升高32.4%,生活滿意度提高55%,就業率提高23%,每周工作時間顯著提高。而不與子女同住,殘障老人的照料開支將高出68%。
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家庭小型化趨勢不變,可能會加重子女、老人以及社會的經濟負擔。比如由于能源具有以家庭為單位消費的特征,家庭小型化將增加能源消費,進而對能源消費和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2030年城市人口增長15%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認為,從農村向城市、從農業向制造業、再從制造業向服務業流動,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結構變遷過程。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人口的城鎮化都是這個變遷過程的表現方式。
相比技術創新,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在于城市化。從目前的收入水平和以出口、投資為導向的增長模式來看,中國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相似。而石油危機之后,盡管日本的技術創新飛速發展,其經濟平均增長速度仍然只有3.5%。
姚洋分析,大力推動技術創新之后,日本經濟增長仍然低迷的原因在于技術進步非常困難。如果中國想保持增長速度,將“寶”都押在技術進步上將有很大風險。
中國過去20多年的發展基本上還是沿海的發展,而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發展差距巨大。如果內陸地區采用跟沿海地區一樣的經濟增長政策,內陸地區的增長就會超過沿海。
以城市化帶動經濟發展已被納入規劃。根據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約達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約為45%,流動人口約為2.3億。
王培安表示,預計203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7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約達60%,流動人口約為1.6億。姚洋分析,這個數據意味著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還要增加15%,這正是增長潛力所在。
目前,中國還處在從土地的城鎮化向人的城鎮化轉變過程中,城市化推動經濟發展仍有重重阻礙。
世界銀行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只有20%的流動人口是家庭式遷移,剩余80%是勞動力遷移。
目前中國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僅僅實現了就業轉移,仍未實現市民身份的轉換。王培安表示,流動人口還面臨著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問題。
“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的遷移是不完全的遷移。”辜勝阻認為,中國過去的城鎮化已經付出了6000多萬留守兒童、5000多萬留守老人、超過5000萬的留守婦女的巨大代價,在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亟待解決這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