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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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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識老年下鄉，難于上青天
文/童大煥 學者盧麒元先生日前在其博客上寫下雄文《知識老年上山下鄉》，認為中國近30年來，放任市場安排的人口流動和資本流動，使將近2億農村精英和主要的農業資本撤離了農村。人才和資本的單向流動，使本就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政治經濟矛盾愈加突出，農村的管理組織狀況出現了嚴重的退化。現在的農村人口狀況，根本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現代化轉型。 另一方面，中國城市超過1億人口處于退休狀態，他們當中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擁有中國農村殷切需要的所有資源。應該讓知識老年上山下鄉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鼓勵退休知識分子建設新農村，享受大自然，帶動知識、管理、信息、關系、資本等一切要素反向的流動。“如果能夠組織百萬退休知識分子志愿上山下鄉，農村的組織結構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如果能夠動員1000萬城市老年人到鄉村去生活，將為鄉村帶來巨大的就業和消費。不要讓農村的居民像候鳥一樣遠離他們的土地；不要讓城市老年人封閉在鋼筋水泥森林里。讓中國人口反向流動起來，這種流動帶給農村的資源，將超過100個一號文件。” 近年來有很多學者和觀察家不約而同地提到鄉村淪陷問題，根源就在于知識人才和資本單向城市化，城市成了農村的抽水機和吸管，形成城市如歐洲、農村像非洲的局面。在近30年的城市化浪潮中，也有一些進城打工、創業的農民以衣錦還鄉之姿回鄉蓋房、創業，但與大規模的資源城市化流動相比，只是一個小小的支流。更重要的是，僅有資金和技術的部分回流而沒有高級知識、管理等社會更高層次文明的回流，農村組織、管理、文明的荒漠化、粗鄙化發展勢頭難以遏止。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我并不認為是盧麒元先生所說的由于“放任市場安排的人口流動和資本流動”，而恰恰認為是過度的政府管制導致市場化程度不夠、不徹底所致，是城市要素資源市場化而農村要素資源非市場化所致。一方面，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阻礙農民順利成為“城里人”的同時，也在阻礙著城市居民成為“農村人”。 現有的城市知識分子，三代以內多數都是農村人，但他們通過高考、參軍等形式獲得城市居民“糧票”以后，回鄉的道路就基本被戶籍制度切斷，中國鄉賢“告老還鄉”的傳統自此終結。回不去的戶籍，再加上與戶籍掛鉤的選舉制度，知識分子即使回鄉，也無權參與當地公共事務，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如此。另一方面，當代中國嚴格禁止城鄉之間宅基地和房屋交易的政策，也在客觀上阻礙了知識分子回流。 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最活躍的過去這十數年間，中國農村的住房和宅基地卻被嚴厲排斥在市場之外，城鄉居民之間在農村的住房交易被嚴厲禁止。這不僅導致農村房屋價值被嚴重低估，而且使城市居民回鄉獲得更好的居住條件、與青山綠水為伴的美好愿望落空。此外，不合理的公共醫療資源安排，使大量公共醫療資源向城市集中，形成“全國人民上協和”的不公平局面，也使得有大量醫療需求的知識老年不敢輕易下鄉。 “溪水正急于奔向大海，浪潮卻渴望重回陸地。”知識老年葉落歸根，告別城市的喧囂與紛亂，回到青山綠水間，在享受寧靜的同時，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社會關系以及道德表率，造福鄉親，這是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符合人性需求，也是中國文化、文明的重要傳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的“五個層次的人類需求”理論，那些愿意告老還鄉的知識老年，基本上都已經告別了較低層次的生理、安全、社交等需求層次，而進入更高層次的求得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階段，知識老年回鄉，參與鄉村公共事務，不僅將大大提升鄉村公共治理的技術和管理水平，而且無疑將使鄉村公共治理的道德水平大為提高，從而有效告別當今有些農村“流氓治鄉”、“流氓治村”的現狀，重拾我們過去高官可以回鄉當縣官鄉官、村官的鄉紳文明傳統。 這一切有賴于市場和政治的雙重開放：鄉村自治權力向一切回鄉的財智老人開放，社會保障則與戶口脫鉤。農村宅基地和住房進入市場，向所有人包括城市居民開放。只要城鄉居民之間的土地和房屋交易嚴格控制在農村建設用地范圍內，不涉及農用地和耕地，就絲毫不會危及農業和糧食安全。它只會給農民帶來好處而不會危及農民利益。此外，公共醫療資源應該平等地向農村分配甚至通過傾斜來補課。 （來源：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