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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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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農民工”與城市的問題，其實是城市化難以避免的一面。在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民進城一直和中國深沉的悲情相聯系。中國現代城市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的側面是農民進城，成為工人。《駱駝祥子》里的祥子其實就是典型。
于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性”的文學來說，“底層”勞動者的命運一直不僅僅是一個社會階層或群體的命運，也不僅僅是一個個個體的命運，而是中國和中華民族命運的象征。每一個個體并不是自身命運的展開，而是一個民族形象的展開。由于中國在十九世紀后期以來的民族的失敗和屈辱的歷史，中國人的個體的貧困其實是民族的貧困和危機的“寓言”。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現代性”的文學在表現底層勞動者的時候所采取的表述意義。
以中國現代文學開端時刻的兩篇關于“人力車夫”的作品來稍加分析，一篇是魯迅的《一件小事》，另一篇是胡適的詩作《人力車夫》。這兩篇作品情境相似，但顯示了不同的取向。《一件小事》所體現的是勞動者的品質，車夫面對一個事實并不清晰的撞人事件和一個似乎并不真誠的老太太所采取的承擔責任的態度，使得他作為底層人物的道德的崇高性得以確立。從而使得敘述者“我”“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行。而且他對于“我”漸漸地又幾乎變成了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魯迅全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第一卷 459頁）而這個車夫從此以后就對于我起到了一種楷模的作用，“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信心”。在這里，車夫已經不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是整個民族承擔勇氣和力量的象征。這里的“小事”經過了“抽象”的過程得到了升華。這可以說是“嚴肅性”的最佳表征。
胡適的《人力車夫》則與此不同，作者給我們展開的是一場世俗的對話，是一個“具體”的情境中的車夫的生活狀態。車夫才十六歲，“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凄”。而車夫話非常具體：“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饑。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都不管，你老又是誰？”而客人只好說：“拉到內務部西。”（《胡適文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年版 204頁）在胡適這里，貧困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存在，并沒有超驗的意義。所以，它是具體的和世俗的，缺少“嚴肅性”的表達。
這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性”文學想象對于貧困的兩種不同的選擇。但由于中國的貧苦和危機以及中國人的深切的民族悲情，使得我們必然地將貧苦的個體升華為“民族寓言”。貧苦就有了天然的道德的合法性。因此，胡適的《人力車夫》將貧苦處境世俗化地表現就沒有成為中國“現代性”的文學傳統，而且受到了否定和批判。貧窮和苦難的超驗和抽象的價值變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的形態。
于是，老舍的《駱駝祥子》將祥子渴望發財的失敗命運寫成“個人主義的末路鬼”，直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當代文學將發家致富表現為一種錯誤的道路和選擇，都體現了貧苦不僅僅是個人或者群體的具體狀態，而是中國的第三世界的苦難和貧苦的象征。貧苦在此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一種巨大的“深度”。這種“深度”和西方文學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的現實主義潮流中對于底層的表現有極大的不同。對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德萊塞來說，貧苦不是他們國家的命運，而僅僅是個人的命運，所以在那些經典的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作品中，個人向上奮斗的夢想還始終存在，對于底層的悲憫同情與對于他們改變命運的現實可能的想象始終存在于這些經典作家的作品之中。可以說，中國文學對于貧困的現實主義式的表現其實和西方的“現實主義”文學有相當的不同。這種形態上的差異正是歷史形態差異的結果。
今天的問題在于，中國的全球化和市場化所創造的“新新中國”已經完全超越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性”對于貧窮的想象方式。中國的“和平崛起”使得國家告別貧困的發展前所未有地獲得了成功?？梢哉f，今天的中國是整個二十世紀歷史中難以想象得豐裕和繁榮。雖然貧苦問題仍然是中國當下值得關切的問題，但它顯然已經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的處境脫鉤。貧窮的個人或者群體的處境變成了一種具體的個體或者特殊群體的命運，它不再能產生過去所產生的“民族”寓言的“深度”。貧苦和中國命運的歷史的聯系在今天已經過去。于是，農民工的問題，才真正成為一個具體的，值得我們高度關切的社會問題和特定的群體的命運。今天我們對于“農民工”與城市的關切才具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具體的意義。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