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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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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集權，再搞改革，成為流行心態。部分學者如鄭永年等，近年鼓吹加強集權，以防止“政令不出中南海”。很多人認為，先集權，再以集權對抗既得利益，強力推動改革，是有效的未來之路。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其實是得益于前期的持續放權，通過放權，激發了各個地方的發展積極性，最后造就了整個國家的飛躍。正如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地方競爭，是中國改革開放騰飛的重要因素。而放權，則是地方騰飛的制度性保障。
但是，最近十五年來，中國部分領域改革，似有停滯的跡象，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地方發展權的日益萎縮。
地方發展自主權，包含兩個領域，一個是財權，一個是事權，而這兩個權力，都逐步受到了侵蝕。
朱镕基時代開始推行的分稅制改革，最后演化為地方財權被變相削弱。此前，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主要靠抽成，即地方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稅收，其余的留給地方自主使用。這種抽成式的財政分配機制，后來由于三個方面的原因，逐步引起了中央不滿。一是，部分地方為了少上交，隱瞞當地發展情況，少報GDP，二是，中國改革初期，實行的是非均衡的發展模式，部分后發地區，需要輔助，三是，國家需要相當財力，重點建設一些項目，并發展公共事業。
分稅制的推行，很快就造成了地方財力不足。實行分稅制后，中央的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上升到2013年46.6%。其中，剛實行分稅制的最初一年，甚至達到了57%，其后一直在50%以上，直到2012年才跌破50%。
而事實上，分稅制之后，中央當初的目的，多數沒有達到。地方隱瞞收入，其實可以通過稽查糾正，無需分稅連根拔起。而中央的支付轉移，則嚴重畸形，最后演變為大眾詬病的按照政治地位排隊分錢，比如中央的投入，奧運和世博，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數千億。而其它很多地方缺錢，嗷嗷待哺，國家也不顧上。嚴重偏離了分稅制的初衷。
最后，地方被財富被抽干，造成了兩個方面的消極影響，一是，此前的抽成制，地方有足夠的發展動力，開展經濟建設領域的競爭。而分稅制之后，大頭歸中央，地方發展動力萎縮。尤其是，地方普遍對培育本土品牌，本土經濟失去了耐心和信心，都想傍大款，抱央企的大腿。進行短期突擊，一個央企的投資，動輒數十上百億，甚至上千億，帶來的經濟總量增加，以及財政收入的增加，是立竿見影。所以，最近十幾年來，地方對于發展本土經濟的積極性，逐步下降，最后形成惡性循環。分稅制對于地方的傷害，是一個極度重要的原因。
地方財權被削弱，造成了另外一個惡果眾所周知，即是土地財政。中央在財政收入上與對方對半分，甚至是占了大頭，但是多數事情需要地方做，最后，地方付出大而收入有限，逼迫地方另想辦法。這個辦法，一個是各種費用，比如高速公路費，很多地方本來已經還清貸款，還在收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財政收入的壓力大。一個就是土地財政，地方缺錢，只能通過賣地瘋狂補缺。當下，多數城市的土地收入，已經占當地財政收入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過80%以上，地方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導致賣地盛行，近年來，很多地方更是打著城鎮化戰略的旗幟，超前造城，形成了遍地鬼城。也導致各種拆遷糾紛狼煙四起。有地方財政廳長稱地方財權萎縮，土地財政是被逼良為娼，并非虛言。
其實，財富集中于中央。最后體現在兩個方面特點，一個是財政支出分配不公，國家平衡區域發展，平衡貧富的戰略目標沒有落實，反滋長了跑部錢進的歪風。中央有錢了，卻沒有用到刀刃上，最近十幾年，國家的機構改革，日益延緩，財政供養人員不停增加，吞噬了增加的稅收。地方省下的錢中央并沒有用好。
另外一個隱藏的特點，是央企和國企的重新的坐大。整個國家經濟效率低下。朱镕基主導的國企改革，特點一個是抓大放小，一個是在競爭性領域退出。而分稅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同時，卻逐步壯大了央企和國企。特別是在競爭性領域，很多國企本來應該退出，但是，在得到強大財政補貼之后，低效的央企和國企不僅沒有退出競爭性領域，反而上映了國進民退的荒誕劇。最典型的是鋼鐵行業，低效的山鋼，非要兼并贏利能力三倍以上的日鋼。最后整個行業產能過剩。
有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是，央企坐大，使地方發展的自主性受到強大打擊，各個地方以前展開的發展競爭，更多的是發展本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而央企的坐大，改變了這種模式，地方競爭，不再是發展本土經濟，而是去抱央企的大腿，各個地方，都以和央企聯姻為榮，有些地方，動輒引進數千億甚至上萬億央企投資。依靠央企崛起的投機主義模式，竟然被追捧，而實實在是發展本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則被視為落后的模式。
不見湛江親吻批文的市長否？一紙批文，威力如此，市場的力量，微如輕風。
地方財權的被削弱是顯性的，而地方事權的萎縮，則是隱性的，這一點被很多人忽略。
自2003年至今，與權力對市場干預日益加強同時進行的，是中央對地方發展的干預日益加強。最近十年，地方事權被逐步削弱。部委的權力，則日益膨脹。尤其是發改委，最近十幾年日益膨脹，成為“小國務院”。啥事沒它不行，什么都管，從行業來說，汽油定價，藥品定價，他都管。從地方來說，誰搞開發區，它都要插一杠子，不批準就不能搞。誰是國家級，都要它親自加冕，親自戴上帽子才算數。
某種意義上說，地方去北京跑部錢進，不僅是求財，更多是去求名分，求政策優惠的。中央剝奪了地方相當多的事務決定權，統一收權，但是放權的時候，則是試點式的，很多有益的地方改革試驗，此前只需要自己決定，現在卻都需要上頭的“恩賜”。
中央對于地方事權的掣肘，主要體現在發展戰略的不獨立。自2008年以來，國家推出了數十個國家級戰略，相對改革初期十年一個國家戰略，簡直就是大批發，而到底扶持哪個地方，往往不是看當地潛力，而是長官意志，或者看誰跑的歡。光是國家級新區，除前期的浦東、濱海和兩江，后面的8個新區，竟然在兩年內突擊完成。而且分布極度不均衡，東部和西部密布，中部卻一個也沒有。事實上，放開讓地方自己搞規劃，謀發展，更為公平，也更貼近當地需求。
“先集權，再改革”的思想爭議大，但是存在巨大的市場，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集權會帶來新的問題，一是，權力具有天然的魔性，集中的權力，誰還舍得放下。第二是，集權之后，固然有助打破舊的既得利益，但是權力本身也會產生新的既得利益。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歷史，大致是一個放權的歷史。正是通過分權和放權，才激發了民間活力，激發了地方活力，激發了市場的活力，最終成就國家大業。所以，改革需要的是放權，而非集權。
就國家領袖來說，集權也并非唯一選擇。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相對其前任，不是更集權，而是更分權，鄧公都沒有擔任國家主席，甚至連總書記不是，但是并不妨礙其帶領國家走向未來。
在特殊時期，適當集權，可以理解，但是集權并非長久之計，羅天昊認為，未來中國需要三大放權。
一，中央更多向地方放權，財政收入，地方應占大頭，事權也應更多下放。
二，權力更多向市場放權，不該伸的手不要伸，簡政放權，要收實效。
三，政府要向民間放權，尤其是需要營造開放包容的社會氛圍，鼓勵創新。允許民間社會自由發展。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