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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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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1965年畢業于貴州大學外語系；1973年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1978年到1980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擔任外交官，后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任職。1986年奉調回國，先后任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經貿部國際聯絡司司長。1993年調入外經貿部，任國際經貿關系司司長。1997—2002年任外經貿部黨組成員、首席談判代表（副部長級），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2002年-2003年初擔任外經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2003年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秘書長。2010年4月—卸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秘書長，改任咨詢委員會委員。
龍永圖是一個符號。在國人心中，他就是WTO的代名詞。入世談判中，他的口若懸河、針鋒相對至今讓人印象深刻。也從那時起，因為“言之有物、快人快語”，龍永圖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日前在接受《城市化》雜志專訪時，他緊緊圍繞著中國經濟發展，以國際性的視野闡釋了自己對于城市化、農民工、中國制造業發展、房地產調控等熱點話題的看法，其鮮明、犀利的觀點、睿智而又不乏前瞻性的判斷再次讓人領略到這位“入世叩關人”的風采。
農民工中有中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藍領工人
“城市發展的動力來自經濟的發展。沒有經濟發展，城市就會成為‘鬼城’、‘空城’。”因而，龍永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有兩個基本動力，一個是工業化，一個是城市化。但要達到一些發達國家現有的城市化水平，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將持續40—60年。
他的理由是，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城市化率都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標志。譬如盛唐時代，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22%，清末只有7%。1949—1978年，30年間城市化率從10%提高到17.9%。但到了201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47.6%。對于中國城市化率近30個百分點的提高，在幾十年時間里走完了發達國家一兩百年的城市化發展之路，龍永圖評價說“這是個經濟奇跡，無疑受人尊重”。不過，對比美國等西方國家90%左右的城市化率，我國城市化率以目前每年提高一兩個百分點來計算，他做出判斷“中國起碼還要做40年相當艱苦的努力”。
“另外，城市化進程必然伴隨著人口的大遷移，美國英國歐洲都如此，那么，中國也不會例外。”他舉例說，改革開放至今，珠三角長三角吸引了內地近2億農民工的遷移。同時這也讓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使轉移出來的一部分農民真正在城市住下來成為城市的居民。
“在農民工在進城的很多問題上存在岐視是個老問題。”龍永圖直言，如果不消除對農民工進城的歧視，不把農民工真正變成城市居民，而是長期當作流動人口，那我們的城市化就不是實實在在的城市化，而是虛假的、帶水分的城市化，而這樣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續的，對于我們的經濟發展也會造成不穩定因素。
他解釋說，“農民工當中有中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藍領工人。對于一個城市來說，如果藍領工人、技術工人流失掉，城市經濟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像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之所以長期持續，就是有一批一流的藍領工人。我們的城市不僅要給他們蓋房子，還要給他們提供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只有這樣，城市才會穩定，經濟才會協調發展。否則，就是坐在火山口上。”他不無惋惜地說：“現在最需要解決的也是最難的協調，就是工人與農民、城市與農村的協調。”
龍永圖還指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由于發展的速度太快，民眾素質與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同步提高，出現了硬實力與軟實力脫節的現象。有些先富起來的人掌握著巨大的物質財富，占有優質的社會資源，但其素質和能力卻不足以支配那么多財富。并且現在出現的一些炫富現象也給中國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他說，低素質暴發戶到了國外，人家會把他們當成中國人的代表，以偏概全地以為中國人都是傲慢狂妄、不知深淺的暴發戶。我們的某些官員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他們以為中國已經很有錢了，于是待人接物咄咄逼人，目空一切。
“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國民綜合素質問題。不亢不卑，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這才是當下迫切需要的人格。目前中國人均GDP還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還有諸多社會問題需要解決，我們需要的是緊迫感和危機感，而不應急于張狂和炫耀。越發展，越有錢，就應該越謙虛，越有教養。”
“我們一些官員和大老板要考慮怎么從‘神位’上走下來，過一種簡單的生活。我們這個民族要靜下來想一想，經濟發展之后，如何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國家。只有每個人都能享有尊嚴，都能體面地勞動，體面地生活，只有內部凝聚力、對外親和力的同步加強，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受人尊重的大國。”
發展制造業符合我國城市化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 , 中國制造業發展迅速，總規模已位居全球前位。雖然在國際上叫得響的中國牌子還不多，但中國制造的確是中國經濟最響亮的品牌。從服裝、鞋帽，到筆記本電腦、手機，中國制造成了價廉物美的代名詞。然而，在勞動力成本增加、人民幣匯率上升、銀行利率上調、出口政策調整的背景下，中國的制造業似乎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不應該再做“世界工廠”、中國應該放棄制造業等等說法也甚囂塵上。
多年來一直為中國制造業鼓與呼的龍永圖表示：“中國不應該因為被稱為世界工廠而感到羞愧。如果我們真要放棄制造業，包括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將犯下歷史性錯誤。”他甚至認為，中國制造業是中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的強項，丟掉了制造業，就是自廢武功。
龍永圖分析說，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進程當中，走了多年對外開放的路子，引進了大量的外資，其中70%都流向了制造業。有些人現在開始抱怨，說我們引進了外資，但始終在做苦力，總是處在產業鏈的低端，中國現在不應該再做襯衫、鞋帽。“但我認為恰恰相反，中國至少還要再做20年襯衫。”
中國在很多領域是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這是事實，這和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有關。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超越這個階段，在這樣的階段我們不應該有太多的委屈。龍永圖說，中國現在最大的相對優勢就是勞動力，我們要充分發揮這個優勢，繼續發展制造業，不應滿足處在產業鏈低端的地位。但是，不從產業鏈的低端開始做起，就不會走到產業鏈的高端。
另外，一個國家只有使自己的經濟和實體經濟保持相對結構平衡的時候，這個國家才有可能健康發展。在本輪金融危機中，中國外貿出口曾大幅下降，但幾個月后，正是家電產業、服裝產業、鞋和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撐了中國外貿出口的恢復。整個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是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當中的強項，這個趨勢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他認為美國的反思值得我們借鑒：在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推出7800多億經濟振興計劃的時候，講了這樣一段話：我們必須重新振興我們的制造業，我們要降低金融業在整個經濟當中的比重，我們要把美國的經濟建立在巖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灘上，為此我們必須發展包括中低端制造業在內的制造業。這對美國和全球的經濟決策者都是一個重要的啟示。龍永圖說：“中國要成為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需要走很長的路。既然美國還要重振制造業難道我們現在就放棄制造業嗎？”
龍永圖還表示，中國大力發展制造業，也是我國目前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必須加強對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所決定的。他說，加工制造業為中國經濟發展獲取了第一桶金，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得以快速推進。我們很多的加工貿易業，雖然只拿到5％至10％較少的加工費，但是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為幾千萬的農村勞動力創造了就業機會，對中國有非常大的貢獻。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需要推進城鄉均衡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解決進城農民的就業問題，可以說，解決就業問題始終是一切政策的首選目標，也是中國維持穩定發展的根基。
對于美的電器一個企業就創造了20多萬個就業機會，間接創造了50多萬個就業機會，蘇寧也創造了10多萬個就業機會，龍永圖稱贊“這些都是不得了的成就”。并呼吁，政府應考慮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傾斜。“過去講利潤大戶，現在應該倡導就業大戶，對提供就業多的企業應該給予一些免稅優惠。如果政策上不給予這些成本越來越高、壓力越來越大的企業傾斜，勢必造成很多企業主丟掉制造業，因為他們不可能憑他們的道德或對制造業的熱愛來堅守，利潤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引誘。”龍永圖提醒，如果不在這方面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可能會重蹈美國金融危機的覆轍。
對于近年來頻頻提起的“轉型升級”，龍永圖的看法是，“轉型升級”并不是要將傳統產業丟掉，而是要將傳統行業做精、做到極致。凡是與人們剛性需求相聯系的產業永遠是朝陽產業，所以我們的傳統產業永遠是朝陽產業。“我記得2009年1月份，當整個中國外貿出口大幅度下降20%以上的時候，紡織、鞋、襪、箱包依然處在上升的勢頭，因為全球對于中國傳統產業的需求是剛性的，不可能因為金融危機而產生變化。”
用發展公共交通的觀念解決住房問題
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對于房地產的爭議也愈演愈烈。但在龍永圖看來，有一條可以肯定的是，在整個中國城市化大發展背景下，房地產是推動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就像房地產和汽車業推動美國發展幾十年，成為美國經濟最重要的兩個引擎一樣。可以說，房地產在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沒的。”
“比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很快走了出來，一定程度得益于房地產業的發展。改革單位分房制度，打造出中國新興的房地產行業，出現了六七萬家房地產企業，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另外，政府財政收入因此大大增加，促進了基礎設施的改善，很多社會事業、福利事業也發展起來。應該說，房地產業對政府的財政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房地產業的重大貢獻。”
肯定成績不代表沒問題。龍永圖直言，上世紀90年代末的那次住房改革就有失公平，沒有采用漸進的方法，而是一下子采取了市場化。“1999年前的可以分房子；1999年后，同樣也是大學生，工資才幾百元一千元，就要買房子，這不公平。”
談到現在的高房價，龍永圖認為癥結主要是在土地供應上，在建設保障性住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夠。“1998年住房體制改革以后，相當一部分老百姓買不起房子，那時候就應該發展廉租房、公租房、保障性住房來解決。當然。這一切都是在經濟增長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的。另一個層面上，宏觀經濟政策是對市場規律的反應，過多刻意的行政性干預往往適得其反。我的觀點是：不要干預房價，讓房價由市場供求關系解決。但是，政府必須在提供廉租房、保障房方面發揮重大的作用。”
針對當下，他建議形成一種住房體制的新格局，即2/3的住房需求由政府提供，1/3的由開發商解決，而開發商提供的這一塊，“房價由市場來定，稅收給政府”。他表示，現在已經到了政府必須“痛下決心”提供2/3住房的時候了，因為政府現在有錢，應該給老百姓辦點實事，否則房價問題就解決不了。
就重慶等城市開征房產稅抑制房價的做法，龍永圖持支持態度：“抑制房價總得要有試點做，不能說了半天抑制房價，什么政策措施也沒有。試點房產稅就是要對高漲的房地產起到威懾作用。但試水房產稅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考慮到事情的復雜性，并且明確，房產稅只針對商品房征收，所有保障房體系都免征房產稅，要有這樣一個大的方向。而且在試點的過程中要逐步完善。”他提醒“認為出征一個房產稅政策就可以抑制房價上漲是不現實的”。“房價漲了那么多年，想靠一兩項政策來解決是不可能的，也是一種幻想。真正把房價抑制住，不是一兩年的問題，大家要有耐心和時間。”
至于房價何時才能得到抑制，龍永圖認為有兩條：首先政府要加大建設保障房的速度，同時建立穩定的、安全的租房體制。通過建立由政府或半政府機構出面管理的租房體制，使租房人感到安全，而且能夠提供非常可靠的物業服務，這也將是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非常好的契機，會解決很多就業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了的話，我們的房價問題就解決了一半。”其次民眾要改變住房觀念。“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房子。我直到58歲才有了屬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此前40多年里一直是租房住。如果這個觀念不解決，像社會上講的丈母娘不見房不嫁女，很多人都要被逼到市場上去，那我們中國的住房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
他表示，中國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房改以后建立中國保障房體制的問題。“現在有人提第二次房改，我還是比較贊成的，第一次房改我認為方向是正確的，但也暴露了很多問題。住房這個民生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這個社會要出很大問題。我認為要用發展公共交通的觀念來解決住房問題。很少人關心寶馬、奔馳漲多少，漲到200萬一輛、300萬一輛，老百姓也不管，因為有公共交通，可以選擇地鐵、公交，甚至騎自行車。現在住房問題好比地鐵、公交線路太少，這才是問題所在。”
在土地供應上，龍永圖認為，交通便利、位置好的地段建高檔房是不對的，要留下來給普通老百姓蓋房，高檔房應該建到郊區去，富人有錢，可以坐奔馳寶馬去住房。另外，要考慮怎樣把農民閑置的宅基地換成進城的“糧票”，讓他們有能力在城市買得起、租得起房子，在城市永久地居住下來，而不是將辛苦錢在農村建新房，大部分時間卻住在城里的地下室。“我覺得是真正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