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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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
◎畢業院校：1955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
1991年獲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城市規劃榮譽博士。
◎主要職務：曾任建設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1986-1996年）;
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學術顧問、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中國工程院院士，
兼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清華、同濟、南京、重慶、東南等大學兼職教授，并任 20余項社會職務。
◎研究方向：城市規劃研究和設計
◎科研成果：1980年來發表論文100余篇（國外發表7篇），專著、譯著4本，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
◎主要項目：20世紀50—60年代，主持和參加過重點新工業城市的總體規劃；80年代后參加天津震后重建規劃及指導三峽工程淹沒城鎮遷建規劃等；近10多年參加和主持了30多個重要科技咨詢項目，包括首都總體規劃、上海發展戰略研討等；近兩年重點研究城鎮化、城市可持續發展及城市生態環境規劃等前沿性課題。
此外，他還擔任多項社會職務，經常參與國內外學術交流，編寫論文、譯著。1991年，鑒于他為中西方城市規劃學術交流做出的貢獻，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
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城市規劃界德高望重的專家，中國城市規劃事業的見證人之一，鄒德慈如何看待中國城市規劃？對于高速發展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他又如何評價？
篇章一 建設中國特色的城市化
鄒德慈表示，城市化是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任何國家的城市化總是和這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途徑分不開的，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中國特色的城市化。
那么，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都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
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城市化水平從1990年的18.96％提高到2006年的43.9％，預計到2020年將會達到55—60％。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相比，鄒德慈認為，“中國是比較高速的一種城市化，這還將持續一段時期。今后，我們要在注重速度的前提下，注重質量，其中包括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才是中國特色的城市化。”
他表示，在推進中國特色城市化的道路上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可持續發展應該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據了解，20世紀8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在尋求人口、經濟、資源、能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理念，逐步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對21世紀的城市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鄒德慈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央提出要以科學的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堅持“五個統籌”，與“可持續發展”是一致的。
根據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結合我國城市的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各種問題，他認為，我國城市在發展和規劃上應瞄準以下主要目標：適當的人口規模和增長速度；合理的土地利用；高效的經濟發展；健康的社會發展；宜人的居住環境;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節儉的資源消耗;清潔的空氣水體;完善的歷史保護;安全的防衛體系；協調的城鄉發展。
歸納起來，他認為21世紀理想的中國城市應該是：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高效能、高效率的城市；具有宜人居住環境的宜居性城市；具有高度文化素質的文明城市。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鄒德慈意識到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的必然選擇，和我國城市化發展應該選擇的未來，就將學術研究轉移到研究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城市生態環境規劃和城市設計等前沿性課題。他主持的“溫州城市生態環境規劃研究”獲浙江省2000年優秀規劃一等獎及2003年華夏優秀建設科技二等獎。
建設多元化的城市化
鑒于中國地域遼闊，差異巨大，鄒德慈認為，要根據地域差距、社會差距、貧富差距、人文差距等，通過科學的城市規劃，建設多元化的城市化。為此，他提出了三點建議。
首先，要準確把握城市化進程，掌握城市化發展規律和發展模式，通過建設空間識別和預測監控平臺，制定相應的空間規劃體系和標準，研究城鄉統籌的相關制度、政策與管理問題，確定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途徑和對策。
其次，在實現城鎮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上，要為城鎮居民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和生活居住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為此，要抓住城鎮住區、城鎮規劃體系、大城市綜合交通規劃及關鍵技術、城鎮水系統健康循環、城鎮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建筑節能、城鎮減災防災和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護等重點問題進行系統研究。
第三，新型的科技產業和科技技術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可持續發展的建筑業、住宅產業、綠色建材產業、廢棄物資源化產業等，既有利于支撐城鎮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又可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建設城鄉統籌的城市化
對于2008年1月1日實施的《城鄉規劃法》，鄒德慈表示，這部法律打破了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上的規劃管理制度，標志著中國進入城鄉一體規劃時代。對于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在法制上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有利于城鄉規劃工作的發展。而統籌城鄉正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特色。
他說：“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科學發展觀，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統籌城鄉發展。而統籌規劃正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前提。過去，城鄉分割的規劃法是城鄉二元經濟的產物，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制定統一城鄉的規劃法，不論是規劃思想還是規劃體制都是一次飛躍。統籌城市與鄉村的規劃有利于城鄉的共同發展，有利于逐漸消除二元結構。”
“雖然《城鄉規劃法》與《城市規劃法》相隔18年，但這期間正是中國社會經濟各方面快速發展，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階段。從‘城市’到‘城鄉’，一字之差，含義卻非常廣，內容變化也很多，體現了思想的轉變。它適應了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歷程和今后城市發展的需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他表示，《城鄉規劃法》內容很豐富，需要在實踐的過程中認真學習和深入領會。在今后的實施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地補充、修訂、完善，這也是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的。
政府是城市化的主體
鄒德慈還談到，中國的城市化是21世紀一項偉大的社會工程，需要全民共同推進。
他說：“既然城市化是一項社會工程，政府必然是主體。所以，政府一定要管理和控制好城市化進程，保持理性的態度，做到循序漸進地推進城市化發展。同時還需要企業和公眾的參與。我覺得，全社會都應該參與和關注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我相信，中國城市化今后的發展會越來越合理、健康、有序。它一定會推進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達到中央提出來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
篇章二 城市規劃博大精深
從事和研究城市規劃53載的鄒德慈院士說：“城市規劃是一門融合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科學。‘看似淺顯’，因為它貼近生活，誰都可以說三道四，‘評頭論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綜合性和復雜性。一個人很難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識和經驗，去窮盡它的真諦。”
中國城市規劃歷經“從藍圖走向實際”
2007年10月18日，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隆重慶祝建院50周年。中規院50年的發展史，印證著中國現代城市規劃事業50年的發展。
作為目睹中規院興—衰—撤—復興的變遷，和中國城市規劃發展歷程的見證人，鄒德慈將中國城市規劃50年分為兩個階段：25年計劃經濟時期，25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
在他看來，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規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繼續和具體化，是一種“設計”性質的工作。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在城市規劃的性質、任務上最具本質性的變化是從“規劃設計”走向“主動式的規劃”，它包含著戰略、政策、設計、法制、管理等多方面的內容，統帥的是“理念和思想”，是規劃的“靈魂”。
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規劃領域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變革，鄒德慈認為最大的成果莫過于：把城市和區域發展戰略的研究引入城市規劃，作為確定城市發展方向和動力的依據，解決了城市規劃的“前提”；逐漸改變著城市規劃僅是“未來美麗藍圖”的性質，加強規劃作為政府管理城市的一種“公共政策”的作用，使規劃從圖板走向實際；城市設計的大量實踐體現其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認識其與城市規劃的異同關系；城市規劃的管理從行政方法走向科學決策與法治；理念的深化與思維方法的變化。
此外，他認為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和發展對于城市規劃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它不僅大大打開了我們的視野，帶來巨量的信息、知識、經驗和智慧，而且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思想，提高了規劃的水平。可以預見，未來的高新科技對城市規劃的支撐和推進，定會在廣度和深度上，比現在有更大的發展。”
做好城市規劃須先研究城市
自從轉型期開始后，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市規劃”成了中國規劃界一個長盛不衰的課題。
“我認為要研究城市規劃必先研究城市。”基于這個理念，1991年鄒德慈就在一篇論文中首先提出一個命題：要重新認識今日之中國城市。它不僅在體制上，也在規模上，空間形態上，文化形態上發生著很大的變化。
他提出，認識城市、研究城市是城市規劃師的任務和職責；城市是城市規劃師最好的課堂和實驗室，以及現代城市規劃的三個重要支柱，即：城市研究、城市設計、城市管理，并主張三者的交叉融貫是規劃的重要方法。
今天，他堅持“城市，是我們終生研究不盡，研究不透的對象和課題。研究今日之中國城市，離不開研究昨日的、歷史的中國城市，也離不開研究世界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城市。希望中國能夠出現一位像美國的芒福德那樣的學者，寫一部體現中國學者價值觀的‘城市發展史’。”
他還直言，中國現代的城市規劃，從理念到方法，主要來自西方（包括蘇聯），真正繼承我國古代傳統的東西不多。因為10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落后于西方。建設現代化城市就得學習西方。
“我從研究西方近現代城市規劃史找到很多我們今天城市規劃問題的淵源和答案。不研究點歷史，遇事就會一頭霧水。如果有可能，系統研究更有必要。近年來我為中規院的研究生講述‘西方近現代城市規劃發展史綱’，也在一些省市的培訓班中講過，反響很好。國內高校城市規劃專業本科階段一直缺少這門課，近年來一些國內學者開始研究這個課題，十分可喜。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他們老老實實地研究西方、學習西方，但仍保持著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
因“城”制宜，塑造個性城市
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6年，全國城市總數從193個增加到661個。城市建設突飛猛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由于城市規劃建設中抄襲、模仿、復制現象十分普遍，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千城一面”的現狀。
作為多年從事城市規劃的專家，鄒德慈深感焦慮。他在多個場合呼吁，每個城市都“生長”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并且由于歷史、規模、性質、文化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性格、品格和風格。城市設計不應“千城一面”，隨“風”而抄，而應“就地取材”，將城市特有的自然、經濟、人文、歷史、地形和本土文化作為創作源泉，順應地區的自然地形和氣候條件，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市的人文歷史資源，通過統一與變化、尺度與比例、協調與對比、均衡與突出等構圖法則的運用，將城市的各種物質、文化特色融入到空間的構成元素，形成鮮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題。
他對塑造個性化的城市空間提出了以下幾點原則：首先要保護利用好城市的歷史遺跡和傳統建筑，以延續地域歷史文脈；其次在城市規劃中，應有一批具有特色的城市設計、建筑設計和園林設計，構建令人賞心悅目的城市空間；第三充分調動城市的一些非物質因素突出城市的動人特色。他還強調，追求特色仍需遵循“適用、經濟、美觀”的基本原則，服從安全、節約資源和綠色環保等重要目標和要求，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這些都會影響到城市未來的發展。
他經常深入各個城市考察詳情，為城市規劃“把脈問診”。在哈爾濱，他認為要實現城市的復興，必須在原有城市基礎上實現有機更新：舊城改造應用“新陳代謝”的理念做指導，而不是用“推陳出新”的簡單做法。在炎陵，他建議要充分發揮其豐富的“古、紅、綠”旅游資源，建設旅游特色小城鎮，同時保護好原有的生態環境。在廣州，他直言，私人交通是公共交通的“天敵”。城市規劃要早作準備，完善公共交通設施，但不能以行政的辦法來制止……
記者還了解到，早在80年代，鄒德慈就對“汽車時代”將給城市空間結構帶來的影響和沖擊做過系統論述，并提出了“這是一次空前的、具有歷史性的影響，城市規劃要早做準備。此外，對城市空間結構的下一次沖擊，將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興產業（包括高新產業）的發展。”
今天，這個過程正在進行著。
篇章三 人生歷程：活到老，學到老
鄒德慈院士說：“我經歷多樣，什么都干過，只要是組織安排，都敢干。”
那么，這位老人到底有著怎樣的人生歷程？在通向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道路上，他又有著哪些不為人知的經歷？
求學生涯
鄒德慈出生于一個既有點“知識氣”又有點“洋氣”的家庭:父親早年留學美國，主修土木工程，后回國任教，母親是一位“終身矢志不渝的小學教師”。由于童年時代恰逢日寇入侵，他4歲起就隨家人每天都處于緊張恐怖的躲避轟炸的氛圍之中，幾乎沒有接受過什么幼兒教育，直接就上了小學4年級。
抗戰勝利后，他隨母親回到上海就讀中學。父親的去世讓家庭經濟拮據，但母親認為“惟有讀書才有出息”，堅持他就讀著名的教會學校——圣約翰中學。這所“洋高中”讓鄒德慈最受裨益的有兩點：一是堅實的英語基礎，“直到今天，我的英語水平還是吃的圣約翰的‘老本’，而這個‘老本’對我畢生（特別是80年代后）受用非淺。如果沒有英語這個工具，今天就很難比較及時、準確地了解國外的信息和學術動向。”另一個就是“潛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影響到我后來比較關注于西方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及其對我國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借鑒。”
1951年全國第一次實行大學統一招考，鄒德慈考上了同濟大學土木系。他坦言，之所以報考土木專業，是冥冥中受到父親的影響，但更是當年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大量的建設人才。四年的大學教育讓鄒德慈感受良深，讓他“喜歡上了城市規劃，甚至可以說至今終生不渝。”老師的諄諄教導，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影響至今猶存。他至今認為，“在一生中，大學本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基礎，而關鍵在于教師。”
磨煉與鍛煉
1955年，鄒德慈從同濟大學畢業，分配到城市建設部的城市設計院（中規院的前身）。對他來說，這兒不僅是他畢業分配后的第一個工作單位，也是他“一生中一個重要階段的開始”，是他從書本走向實際，從“初離校門的小青年”走向“研究院院長”的地方，而且是他為之服務幾十年，“可能還會一直到終老”的地方。
由于專業名稱（當時照搬蘇聯）上有“經營”二字，他被分配到經濟室擔當經濟工種。雖然“不諳經營”，資歷也不深，卻促使他“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地研究和思考一些城市規劃的重要問題。例如，城市發展的根據是什么？有沒有客觀的規律？城市人口的結構和增長是靠主觀臆定，還是有其規律可循？等等。”
“后來，我參與院里去湘沄、長春、成都等城市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一手材料。結果發現，我國舊城市實際的用地指標是比我們過去參用的蘇聯用地指標低一倍左右，這些數據成為我們以后制定國家城市用地規劃標準的重要基礎。”此外，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發展的預測上，當年經濟室的同志們提出“經濟假定”的方法（實質上是一種定性分析的方法）突破了機械地根據計劃項目作規劃的“框框”，使分析城市長遠的發展成為可能，可算是今天空間發展戰略規劃思想的雛形。
同時，這段經歷也讓鄒德慈感到“彌足珍貴”。“最重要的收獲是規劃接觸了實際，而這正是城市規劃工作最寶貴、最基本的一條經驗和原則。”這也是時至今日年逾古稀的他仍然堅持實地考察，再做結論的原因。從1958年后近20年的時間里，城院一度被撤銷，城市規劃工作也暫時停滯。這期間，他做過機關干部，被送去“五七干校”學習過，也做過建筑設計人員。雖然這些不完全是自己的專業范疇，但他認為“都是難得的鍛煉，對自己后半生的影響很大”。
“做機關干部提高了我的文字能力；經過干校，使我敢于作任何自己從未干過的事（例如種地、殺豬）；做工程設計工作，讓我腳踏實地地從施工圖干起，掌握了建筑設計的全過程。我深感，建筑設計要把一個好的構思、好的方案變成一個現實的工程，這其中需要有大量認真細致的設計工作，需要多種專業人員默默無聞、協調合作的團隊精神，需要施工圖（尺寸以毫米計）的所有尺寸都‘交圈’。這對規劃圖上有時容易出現的‘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事，是個很好鍛煉。后來在擬定院風時，我特意提出‘嚴謹的作風’也在于此。”鄒老如是說。
治院十年
1986年，在“事前沒預兆，思想上毫無準備。對這個職務沒有一點經驗，也沒有太多興趣”的情況下，鄒德慈被任命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上任伊始，本著“使規劃院盡快成長發展是我們這一代規劃人的責任”，鄒德慈將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科研機構要出人才，出成果”作為治院之本。他說：“中國規劃界、中規院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要出人才，而規劃成果（實踐）是出人才的主要途徑。要達到此目的，必須管理好院。首先
經過認真的思考，根據城市規劃工作的實際特點，鄒德慈將“求實的精神、活躍的思想、嚴謹的作風”作為“院風”，并得到了建設部的批準。他解釋說，城市規劃特別要講“求實”，因為城市規劃的特點是要對未來做一定的預測和設計。只有從實際出發，才能避免過分保守或脫離實際的傾向。我們要做的是城市實實在在的規劃。“活躍”主要是指思想。改革開放后，競爭越來越激烈，許多新事物需要研究和思考。只有活躍，不斷接受新事物，包括新的知識和技術，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嚴謹”，指的是科學的作風。活躍了還要嚴謹，要運用科學的方法論證新的思路和方案。嚴謹和活躍，始終是一對相互促進和制約的因素，嚴謹也就是尊重客觀規律，又和求實相互呼應和補充。
此外，任院長期間，鄒德慈還推廣三句話的“學風”：讀書不唯書，尊上不唯上，學洋不崇洋。并通過自己以身作則為其他同事做出表率，得到了很高的贊譽。“11年，不算漫長，但對人生而言，也并不短暫。治院期間發生過多少的‘人和事’，都是對我的教育和挑戰。同時也是我的一次寶貴機遇，使我能更深刻一些認識社會，認識人，認識科學技術，認識城市規劃。”
當選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工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是對一個人的學術成就和突出貢獻的充分肯定。
回憶2003年獲得的這一殊榮，鄒德慈坦言“內心感到非常高興”，但他在當院士后第一次接受采訪時也明確了對這個“稱號”的態度：首先，這是專業生涯的一個里程標志，不是終結，更不意味著是“最高”。稱號本身并不能給我帶來新的知識、能力和水平。其次，我不認為自己是權威，因為城市規劃沒有權威。第三，現在我感到自己又進入了專業歷程的一個新的階段，面對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和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要學習的東西很多，我越來越感到知識不夠。必須不斷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學一輩子。
今天，他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仍然保持嚴謹的作風，仍然在身體力行地實踐當年所立下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