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于貴紅：北京潤土房地產市場研究與咨詢總經理、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企業家委員
聽完各位專家的意見，我有兩點感受，一個是指標體系的導向性問題，我們除了關注城市化的“化”，是不是在城鄉統籌上還應多下功夫？一般來說，城市化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主動城市化，如留在城市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以及一些農村年輕人主動進城打工，并最終留在了城市。另外一種就是被動城市化，如城市建設過程中的農村征地致使一部分農民被動城市化。不管是主動進城還是被動進城，我認為，質量評估體系都應關注。另一點就是指標體系的可操作性問題。剛才說到指標可測度性，因為我是學統計的，我有兩點意見，一是我們取指標的時候要盡量取，如果取不到的話，可以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以保證公正和客觀，避免出現較大偏離。此外，質量評估體系中體驗城市這塊必須強調公眾參與性。這方面的內容指標體系里列了很多，但還可以做一些提煉，讓其更加精確化，以便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光明日報主任記者：梁捷
我提兩個問題，第一，評估體系是中國特有的還是國際上引進的？國際上是不是有一些現成的經驗？第二，評估的時候，是否按照城市的等級、大小來進行？請主席臺上的專家來回答。
李秉仁：這些年來我們對城市化問題研究得比較多，也關注國際上的情況。國外城市化已進行了百年，但沒有像我們這樣系統討論城市化評估問題。因為一些發達國家人口流動比較順暢，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國際上對農民、土地的問題，普遍采用私有化政策，但像剛才李鐵所說，現在我們國家有規定，農民進城不收房子不收地，這個國際上肯定沒有，只有中國有。關于城市規模的界定，過去我們是有的，1989年通過的城市規劃法把人口在50萬以上的城市稱為大城市，人口在20萬到50萬的為中等城市。但把城市規劃法修改為城鄉規劃法的時候，這條定義取消了。此后，關于城市規模的界定也就沒有任何一個官方的說法。嚴格來講，我們現在說的大中小城市沒有一個統一具體標準。因為它本來是一個規模標準，以人口規模來統計的。當然我們做這方面研究，還是需要有一個說法，可以作為一種研究來做。所以，城市化質量評估體系在進行具體評估時也不搞“一刀切”。
搜狐網 呂偉
我是搜狐網的記者，目前我國城鎮系統規劃比較缺失，但是省域城鎮化規劃已經全面展開，這樣可能會造成重復規劃，這個問題應怎么解決？評估體系怎么量化和衡量？
李兵弟：全國省域規劃進入新的安排，現在都在做，是一種正常的工作，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影響。關鍵這次規劃能不能解決城鎮化發展進程中間實際面臨的問題，包括區域、城鄉的協調發展。我覺得省級城鎮體系是要解決基礎設施建設、資源環境保護等一些發展中間的矛盾和問題。
這里面還有一個關系我必須要強調一下，大城市在城市轉型中間和小城鎮發展轉型是不一樣的。關于這個問題，我是這么認識的，作為中國的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在城市發展轉型中間，應該緊緊扣住當前中央所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應該抓住這個重點。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里有那么多的人力聚集、資源聚集、人才聚集，高校、科研單位，應該在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間義不容辭承擔起更多責任，而不應該在一般性制造業方面，跟周邊小城鎮、小城市去競爭。因為這種競爭來講，小城鎮、小城市永遠競爭不過。
我國近十年來的小城鎮發展，或者國際社會小城鎮發展經驗也說明了，絕對不能把小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周邊的小城市變成簡單的臥城，這種城鎮化發展道路，對于人口眾多的中國來講是行不通的。
新華社主任記者杜宇
聽大家講這么多真知灼見，讓我受益匪淺。我思考了三個問題，第一是明確中國城市化質量評估體系編寫的目的，它究竟是要為政府部門作為一個決策參考的指標體系，還是作為一項大型公益活動，以此來提高大家參與城市化的積極性；第二，這個指標設計非常豐富，但一些指標有重合。第三、還有一些主觀指標，客觀指標可以從政府部門公開數據查到，但是一些主觀性比較強的指標，這些指標可操作性是怎么考慮的？又怎么來評估和設計?
李津逵：我代表大家向杜宇問三個問題，第一，你覺得我們這次的編寫提綱是要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還是為了促進全民族對中國城市化的關注與參與？
杜宇：評估體系作為一個跨度達三年的大型活動，兩者一定程度上能夠兼顧，但如果側重于決策參考，那么在科學性、嚴謹性上還需做大量的工作，有些不是一個部門的能力能夠承擔的，難度比作為一項公益性活動要大。
李津逵：公眾參與的客觀性、可信度在參與過程中怎么樣把握更好的方法？
杜宇：新華社也做過大型報道，除了網上調查，還有就是依托新華社全國各地分設機構做問卷調查。但這個比較耗力和耗時。
李津逵：杜宇給了我們兩個建議，第一做評估體系這件事的功利性不要太強，那樣可能欲速則不達，第二新華社全國分社可以幫我們做很多隨機調查。
